跨学科（农业）经济学研究-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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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国内的“主流”经济学是舶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和与其紧密关联的新制度经济学。正如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多年前已经从一位内部人士的位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习惯从理论前提出发，假设经济体系的基本单位乃是具有完全信息的完全理性经济人，借助数学公式，由此推导出一系列的经济规律，认为纯竞争性市场必定会导致供应和需求的“均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他批评说，经济学家们习惯于要么把现实等同于其理论构想，要么坚持论证应该怎样促使现实更加逼近其理论建构。我们可以说，哈耶克所指出的是一般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即从理论到经验证据再回到理论的思维方式。如此的思维，在国内的“主流”经济学中尤其明显。一定程度上，这其实类似于中国过去经历过的“以论带史”的思维倾向，所不同者只不过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替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教条的理论。

至于国内今天影响极大的“新制度经济学”，其与新古典经济学之不同主要在于特别突出私有产权之不可或缺，认为私有产权乃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纯竞争性市场的前提条件。在科斯（Ronald H. Coase）那里，唯有完整的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才有可能防止争执和减低“交易成本”，促成高效率的经济运作。在诺斯（Douglass C. North）那里，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被认定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键差别。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同样，主流新制度经济学家惯常从理论前提出发。譬如，要么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完全归功于私有产权的确立，要么论证其发展不足源自其尚未更完全地贴近于理论假设的制度。

即便是哈耶克本人，虽然他自我表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其最终目的其实是要为古典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做出最强有力的辩护。他论说，假设具有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可以用数学公式化的经济学是“虚假的个人主义”，导致了对“理性”的过度依赖和信仰，最终结果是极端科学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误失。“真实的个人主义”（true individualism），则在直面人们的不完全理性、不完全信息的实际之后，仍然认识到市场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机制。哈耶克认为自己说到底其实是位 “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一位坚决拒绝国家干预市场的经济哲学家。他的理论得到西方近三十多年来的新保守主义的拥戴。他本人更成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老）布什所最最推崇的经济学家。作为原教旨市场主义的虔诚信徒，在理论和经验之间，哈耶克是完全偏重先决的理论前提的经济学家。

在改革以来的中国国内，在对计划经济的深层反思的大潮流下，其“主流”经济学比英美的新保守主义只有更加“古典”和“新古典”。在其话语霸权之下，中国经济的实际完全被塞入给定的理论框架来理解。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被简单理解为完全由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所推动的结果，而其欠发展则被理解为产权制度/市场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的结果。如此的思维方式其实和过去把中国历史/现实硬塞进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来理解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同样以舶来的理论来硬套中国现实，同样以意识形态来替代原创性的研究和探索，同样欠缺真正独立和创新性的学术探讨，同样把中国现实简单等同于西方理论建构，同样无视中国实际的特殊性和悖论性。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绝对不能简单等同于任何西方的理论建构或经验。譬如，中国经济远比西方“早发展”得多，无论是国家机器、城市规模、技术发展还是军队大小，都远超前于西方的历史经历。其人口资源之庞大以及土地资源之相对稀缺也十分不同于西方。更毋庸说强韧持续至今的“小农经济”。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度工业化和信息产业化的阶段，虽然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全球第二大规模，并且行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其农村人口仍然占全人口大多数，其农业生产仍然基本是（农村）人均才两三亩地的小农户。同时，家庭经济单位顽强持续至今，与个体化和个人主义化的现代西方经济很不一样。在产权制度上，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的权限相互交搭，也和西方现代的个人主义产权十分不同。另外，中国独特的政治体系——高度集权的现代共产党组织与相对高度分权的地方政权两者之间的悖论搭配——在改革时代的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诸如此类特色都堪称中国的“基本国情”，不是西方现有理论所能涵盖和理解的。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实践历史，区别于其理论建构或话语描述，具有极其丰富的原创性内容以及尚待发现和挖掘的经济理论含义。简言之，中国经济的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已经远远超出了世界上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建构和解释范围，早已成为现有经济学理论所不能理解的现实。我们与其继续试图把中国经济实践削足适履来纳入西方经济“科学”的理论，不如直面中国经济实践，从中探寻新经济概念和原理，由此来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这不仅关乎是否能够精确掌握中国的现实，也关乎全人类所需要探寻的、不同于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关乎探寻更具有环境、资源和社会可持续性的道路。

我们认为，探寻如此一条道路的关键首先在于学术思维方式。我们要摆开过去和今天偏重理论/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亦即从理论到实践/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相反的思路，即从实践/经验到理论再返回到实践/经验的思维方式。其实，中国在其现代革命运动中便早已经历过过分偏重（来自前苏联的）理论的困扰。毛泽东便曾多次强调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后来并且直接批评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思维方式），更毋庸说文革之后的邓小平所强调的“实事求是”。今天，意识形态内容不同，但问题同样。如今从西方，尤其是从美国归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其实一定程度上酷似当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海归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等人，自以为已经掌握最前沿、最科学的“真理”，动辄引用西方某某经典理论，基本无视中国实际。

我们认为，要掌握中国经济实践的历史和现实，不可把经济学的培训限于西方某一理论传统。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宽阔的视野，掌握各种不同理论传统，把理论作为认识工具而不是给定真理。一种有用的做法是用不同理论的交锋点来发现关键问题，然后通过与各家各派的对话来形成自己基于实际的分析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亦即国内通常之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之外，我们需要掌握与之对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实体主义理论（尤其是比较贴近中国现实的小农经济理论传统），更要辅之以已经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主义作出深层反思贡献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理论学习的关键不在于寻找绝对真理，而在于超越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通过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思考来形成真正的原创性分析和概念，由此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系统。一种可用的方法是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探寻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验之于实践。

同时，我们还要具备宽阔的跨学科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举例说，无视中国独特的社会组织（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以及亲族和社区关系）和产权制度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经济。无视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以及其现代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同样不可能理解中国经济。缺乏对中国经济实践历史的认识，便不可能理解中国的现在（从哪里来？），也不可能想象与西方不同的未来（到哪里去？）。我们认为，最理想的经济学培训是多元的学科以及纵向跨时维度的视野。我们特别认同于马克思和韦伯那样宽阔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社会学视野，认为优秀的经济学家需要具备如此的视野。

显然，如此的跨学科培训计划不是高等院校现有的一般的专业化或技术化的培训，而是试图培养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高等研究人才。我们的目的是要培养既能掌握中国实际又能创建新理论概念的人才。我们的目的绝对不是传授某种给定的理论系统或技术，而是要探索和建立真正能够分析和解释中国实践经验的新学术和新理论。

本计划之所以选择从中国的农业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史切入不仅是因为农民依然是中国的根本，也是因为农民、农业和农村是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济中和西方最显然不同的部分，最能够清晰地展示中国的经验事实与西方理论建构的不同。但我们的总体目标并不限于农业经济学和经济史，而是经济学学科整体，同时也涉及其它各社会科学学科和历史学学科。我们提出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思维和方向，是要把偏重从理论前提出发的经验拼凑习惯，改为从经验研究出发的理论探索。换言之，是要把理论主宰以及理论与经验两者截然分开的学术改为紧密连接两者的学术。

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理论。这不是一个人或一组人，甚或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坚信，我们提出的方向是正确的，能够纠正今天盲目模仿西方时髦理论的恶习。作为第一步，我们遴选、召集了一组具有一定的共同而又有不同重点的在京学术人士和课程，借此来逐步迈向我们提出的设想。

学员们可以在“体制内”正式选修其中课程，也可以在“体制外”通过主讲教师的允许旁听或正式参与其中课程。在学员选满六门课程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下属的）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将发予跨学科培训证书，证明该学员具有跨学科学习背景和研究能力，有可能迈向原创性的学术研究。

跨学科经济学培训课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1．黄宗智：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2012年9月，人大）

2．高原：中国经济：历史与理论

3．吕捷：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史论

4．周立：国情研究

5．陈传波：计量经济学

6．仝志辉：农村政治社会研究（2013年春季开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7．胡鞍钢：国情与发展（本科课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生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