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黄宗智教授的大名是在本科时学习华北地域社会史课程，黄宗智教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作为必读书目列在最显眼的位置。进入研究生学习后，得知我的兴趣在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导师开列的第一本必读书则是黄宗智教授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当时我便讶异于黄宗智教授竟能游走于经济史和法制史两大研究方向，且做出了如此杰出的成果。随后我得知教授还在人大开设研修班，以指导“立志做学术研究的优秀在读研究生”。不过那时的我对自己还不够自信，并不认为自己有幸得到教授亲身指导。孰知年复一年，2018-2019年我又到了黄宗智教授的学生苏成捷教授处学习，期间再次学习了黄教授的各种论著，并在苏教授的导读下有了更深的理解。学习结束时，我再次看到了研修班的招生通知，想着已经是博士学制的最后一年，以后大概没有这么方便的机会了，索性大着胆子，照着招生通知上的要求附了一份读书报告以作报名，接下来便有了这两个月和各位学友一起得亲炙受教的经历。
一晃离课程结束已经整整一个月，在写这份课程总结的时候，课程的每个细节仿佛一下全都涌现在眼前，竟不知从哪里开始。还好，黄教授课程教给了我们读书报告的撰写方式：“首先掌握中心论点，……然后总结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注意到概念与经验证据的连接。”那我便试着用这种方式回顾一下这门课程吧。
1、整个课程的“中心论点”
如黄教授在课程大纲里所说的，这门课程来源于教授在UCLA的博士课程压缩而来，因而有着鲜明的“黄氏风格”，“中心问题是事实和概念的连接，也可以说是经验研究和理论概念的媒介”。在课程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事实与概念”/“理论与实践”的连接始终存在于黄教授的讲授与同学们的讨论。
黄教授的研究领域横跨明清以来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法律史，但在课程中我们能通过这条主线理解黄教授研究的层层递进。从《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试图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寻找最重要的概念，再不断地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假设”，到《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打通历史与现实，结合史料与田野考察，以回应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经济学理论、提出自己的概念。从《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以大量清代基层司法档案发现中国传统法律中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回应了包括韦伯在内的西方法律思想，再由此引申到中国法律体系的特点，一直到民国、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黄教授的系列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利用大量的经验材料，借助并关注多种理论传统，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关注实践与话语表达的关联，但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
对黄教授而言，理论与实践不可偏废，理论和经验实际、表达与实践等在传统学术中常常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在黄教授看来都必须注意他们持续不断的相互关联和互动，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与现实中。
2、课程的“分论点”
我想，每个上过这门课的同学大概最早有印象的，就是黄教授对阅读方法的指导。黄教授很早就在国内发表过关于阅读方法、尤其是读书笔记的文章，在此次课程中更是强调再三。黄教授认为的读书笔记应当包括论点、经验证据、对手等要素：“第一步从关键词到中心论点，第二步隐含/明显的对手，第三步是论证依据，‘经验判断’，提炼出经验证据，要求连接经验和判断，判断其是否可靠，从最基本的事实中寻找最基本的概念，从最基本的概念里探寻最重要的证据。”此外，黄教授还特别强调了在读书时不能完全迷信作者，应该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最后提出问题，以及反思“我会怎样写这本书”。黄教授非常重视我们每周提交的读书报告，每一份都打印出来、认真做了批阅，并结合我们存在的问题以及值得参考的地方，在课程上逐一解释。而且，我们在黄教授的带领下系统通读了他的主要论著，这种作者亲自导读的体验确实给予了我们完全不同的体验，也让我们能够系统理解、准确把握论著的中心思想。当通读结束后，黄教授的著作仿佛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箭头，从历史指向现实，从理论指向实践。我们也总算没有辜负黄教授的苦心，从第五堂课开始，如黄教授所言，我们已经基本上都达到了他的要求。
课程中黄教授思想的挥洒与洋溢也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作为横跨并深耕几个研究领域的大家，黄教授总能用凝练而准确的语句对已有成果作出判断，并且在评论时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作为历史学背景的学生，我对“理论”一向敬而远之，甚至怀着警惕的心态，这也造成了我对理论著作几乎一无所知。而我至今仍记得第一堂课上，黄教授用了几句话就为我们勾勒了美国三大主流理论（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实质主义的面相，并指出了四大理论的使用方法与局限性，要求我们利用这四种理论互相批判、互相学习。黄教授对理论评价给我印象最深的话是：“作为学生应该怎么对待理论？应该怀着强烈的求真理念，必须要明白，理论永远没有答案。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理论全部失效了，全部出现了悖论。所以理论应该作为问题，带入到中国的经验证据中检验，和他们（已有理论）进行对话与修正。理论的交锋点就是最好的研究问题。”在黄教授的导读下，理论开始变得不再可怖，似乎可以为我所用了。
在学术上，黄教授是知名的学者；而在教学上，黄教授也绝对是一名杰出的老师。在UCLA任教期间，黄教授教出了白德瑞（Bradly Reed）、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苏成捷（Matthew Sommer）、唐泽靖彦（Yasuhiko Karasawa）、李怀印等学生，不少已经成长为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中坚。而从黄教授教学与研究转入中国以来，他通过开设本研修班等多种方式，又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者。黄教授的这些学生在教学时也将黄教授的学术思想、教学方法传承了下去——比如我所亲历的苏成捷教授开设的课程，其读书报告的要求、课程讨论方式与本课程如出一辙，也可以算是“黄氏风格”了。我想，黄教授教学的核心，在于把握并发挥不同学生的特质，所谓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比如他在大纲中提到的中美学生的差异，再比如在我们课程中对我们讨论节奏与进度的把握，总能让我们尽可能的参与思考而不是旁观。如前所述，黄教授的学术评论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但对学生，黄教授的语气永远都是启发、鼓励和引导式的。比如课程的前几堂课，黄教授回忆起曾经的学员，神情总是充满了肯定。又比如最后一堂课，我们在报告开头都心虚地说自己对所读的理论著作把握不准，而黄教授却对每个人都说：“我看你已经把握得很准确，你已经可以独立读理论了。”我想，我离黄教授的标准大概还很远，但黄教授的肯定却让我们有了进一步学习的勇气。
3、余论
其实突然进入余论，按黄教授的读书笔记标准，应该是错误的，因为这门课程还有很多“分论点”没有列举。而课堂外，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之间的交流其实也非常值得一提，还有课后和黄教授一起的饺子宴、给黄教授庆祝八十寿辰的蛋糕……收获和体验还有很多很多。只是囿于文章有限，不可能全部列上了。
今天是21世纪的10年代的最后一天，自己也即将迎来人生第30个公历年。回首这段课程，虽然前后只有七周，但我想，黄教授这门课程给我带来的影响，大概会延续很久，很久……
最后，再次感谢黄教授，感谢各位同学。我将谨记课程上老师的教诲与同学的交流，连接“事实与概念”、“理论与实践”，做好扎根中国的历史研究。
（郭宇昕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6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