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想人生第一次进京，便是跟随黄老师读书研修。其间受益太多，有如被无崖子生生传了七十年功力，一时竟难以理出明晰的思绪，以致结课一月有余，我却迟迟不知如何下笔这份总结。黄老师讲，课程总结既是对自己整个阅读研修作回顾性思考，也是为后来有相似境况者作参考。那么，我尽量让这篇总结从这此出发，还原自己参加研修班前后的真实心路历程与感悟，而不试图抽象出几个概念统摄全文。

回顾过往，我本硕阶段都限于文化产业领域，文化研究、批判理论、社会学等都曾涉猎，但整体的阅读与学习显得零散不成体系，长久积累以致成了一种浮浅的“野路子”。于是我一直以来遍求方法和途径想要突破困境，而黄老师恰是我求索路上最初的一道光亮。初知黄老师是他那份广为流传的《如何阅读学术著作和做读书笔记》，文中的原理简明，然而上手实操却不易，因此我常感到自己“不得其门而入”。等到读博时转了“一大弯”到社会学，益发觉得自己根底浅薄。后来机缘巧合，得知黄老师在人大开设研修班，而课程的主干正是那篇文章的核心。于是我抱着忐忑而又憧憬的心情投递了报名邮件，希望能够得到黄老师的亲自教导，学会如何读书、如何做研究。

今年研修班课程共七周，分为前三周“经验阅读”和后四周“理论阅读”两部分。“经验阅读”材料是黄老师的农经和法史三卷本，目的是让我们尽快熟悉并掌握黄老师提倡的“中心论点+次级论点+经验证据”之学术著作阅读方法。“理论阅读”材料是黄老师认为可能有益于理解中国实际的四大理论流派（实质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代表作，为的是使学生不至于“攻乎‘异端’”而不及其余，限制了学术研究的广阔及求真思维。经过七周的阅读与学习，我逐步感到自己开始触及黄老师课程设计的用意，由“术”入于“道”，以“道”御乎“术”，“道”“术”不可须臾离。

 

第一周阅读《华北》和《表达与实践》，黄老师帮助我们理清为什么要提炼出“中心论点”，何谓“中心论点”，以及读书的基本要点。

首先，非学术著作与学术著作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后者则理应围绕一个明确的问题（question）铺陈展开论述。举凡合格的经验性学术著作都是试图通过论证回答某个提问（question），“中心论点”即作者在书中给出的回答。身处学术市场的研究者往往会在完成核心论证之余，综合各家各派对自己的著作进行“包装”；而一本书的中心论点犹如海上的浮标，能够帮助读者快速廓定（无论是初次还是反复）阅读的重点。

其次，提炼中心论点要注意区分题目、问题、论点、观点/立场和（对话）理论的不同。“题目”框定了一本书的论述范围和主题；“问题”是针对著作主题提出的疑问；“观点/立场”体现为左、中、右不同的派性；“（对话）理论”往往是作者书中对话的理论敌手或帮手。上述四者都不是一本书的论点。黄老师提醒我们，读书要注意连接理论与经验，学会拎出“论点”，包括一个中心论点和三五个次级论点[①]，以及支撑论点的重要经验证据。许多人读书习惯于只抓“观点/立场”，这样往往是没有学习的读书，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获。黄老师在传“道”的同时也以他自己的《华北》为例，给我们展示了如何运用“术”：一句话总结了《华北》一书的中心论点及重点论证章节（也就是次级论点），并点出了全书最重要的经验证据。

最后，黄老师认为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导论和结论，找出中心论点和大致逻辑框架，然后再看各章节并作出判断[②]。他还依据自己数十年的经验指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往往有三五十本值得精读的经典专著，而一个学者最好进入二到四个领域以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研究思维与视野。因此学生读书不能“以有涯随无涯”，可行的策略是三到四天读完一本专著[③]，然后用两三千字完成读书笔记，以避免自己投入过头，“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第二周阅读《长江》和《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我写了法史的笔记，结果被黄老师判为不精准。自己课后反思，认为原因在于全书以不同的主题来行文，而我读完之后并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去抓出中心论点和各部分论证的安排，于是就索性自己拟出一条论证逻辑去串联全书，以致最终读书笔记无法精准总结。不过，黄老师在这周提纲挈领地为我们点出了读书笔记和论文的写作手法，让我知道了该如何更准确地把握一本书的中心论点。

首先，从关键词/概念出发总结中心论点。在总结一本书的中心论点时，作者提出的关键概念往往是非常有效的指向标，如黄老师自己《长江》一书中的“过密化/内卷化”概念；但是仅仅重复作者的关键概念不足以达到精准提炼中心论点，还应该将概念的具体内涵阐发清楚，否则自己以后再回头看读书笔记时往往会不知所云。

其次，借助对话理论以澄清中心论点及关键概念。这一步对我而言有如当头棒喝，我在写作《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一书的笔记时，就完全没有意识到可以而且因该利用作者对话的理论来确定中心论点，而仅仅把理论当作一种学术套路式的陪衬。在这里黄老师提到，作者一般会借助对（对话的）理论的批评和阐释，来澄清自己的论点，这种方法若用在阅读理论性学术著作上多有奇效。黄老师还以他自己为例，指出其不同于一般作者之处在于自己往往左右都有对话的理论，《长江》一书既反驳了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又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的论断，借助二者能够更精准地把握全书的论点及重要经验证据。

最后，连接经验与概念/理论，完成对经验的判断。这一步往往是学术研究最难的一步，对于受社会学训练的学生而言尤其要注意培养这一能力。我们进行学术阅读与写作不是为了验证理论，而是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只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实际的工具。因此，学生阅读要注意对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经验进行判断，以验证其是否可靠[④]。黄老师在这里再一次以他自己的《长江》为例，为我们指出了全书最重要的经验证据，以及如何从这一经验证据总结出全书最重要的“过密化/内卷化”概念。

 

第三周阅读《超越左右》和《过去和现在》，这一周黄老师对刘琦同学的读书笔记表示了高度认可，并让她朗读全文供大家参考学习；而我自己得益于上一周领悟到的方法，也写出了一份精准的读书笔记。同时，黄老师进一步为我们讲解了理论、问题（意识）与（实践社会科学）研究。

一直以来黄老师都提倡一种实践社会科学[⑤]，即从实践出发，在新鲜的经验实际中总结出新鲜的概念或理论，然后将之放入实践加以验证。换言之，这是一种不同于社会学主流之“理论—（实践）—理论”循环的研究进路，而是一种“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黄老师在课上为我们澄清了一个问题：在进入“实践”之前应该是何状态？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进入“实践”？他认为我们应该将理论当作指导我们进入经验实际的“问题”，而不是给定的答案。不同理论的交锋点往往最容易体现出“问题意识”。具体而言，一流的问题意识是现有（各种）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哪些方面的相符与不相符；二三流的问题意识则是从某一理论中抽取其一点，然后用经验证据去证实或证伪它。因此，我们阅读理论时要反复问自己它对自己所了解或掌握的经验实际有何启发？是反面的示例，还是正面的帮促？同时，我们还要思考理论本身存在什么盲点。

 

经过前三周的“经验阅读”，我逐步领会到了理论的重要性，以至于黄老师称理论为有强大的威力“核武器”。因此后四周“理论阅读”的重心既是让我们理清四大理论流派的分析长处与缺陷[⑥]，同时又是帮助我们学习并掌握独立阅读理论的能力。

尽管理论具有强大无比的威力，但是黄老师首先为我们进行了理论的祛魅。我们对待理论，应该将之作为限定经验范围内逼近真实的概括，而不应该视之为普适规律。黄老师认为理论家的理论往往论点新颖且内容庞杂，但是并非理论的所有内容都是符合实际的洞见，因此我们阅读时要把握理论中最符合实际的洞见，阅读过程中要不断思考作者所言说的内容是否符合实际。不管是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实质主义、后现代主义，它们都毫无疑义地存在对现实实际的洞见，但是同时也存在各自的盲点，不可迷信任一理论，而应该以实践为导向博采众长。

其次，阅读理论之后在总结中心论点时既要拎出来其理论对手，又要阐述清楚关键概念的具体意涵，甚至还可以借助运用该理论的经验研究来加以说明。如我们在阅读实质主义代表人物恰亚诺夫的理论时，既要注意恰亚诺夫的“家庭周期理论”与“劳动消费均衡理论”这两个关键概念，但又不要被他的形式化描述所误导，而应该抓住其内在真正与实际最相关的意涵；此外，我们还可以运用黄老师农经三卷本中的中国实际来阐述恰亚诺夫关于“家庭是生产与消费合一的单位”这一理论核心。如此，对于理论中心论点的总结才更有助于我们日后研究所用。

最后，黄老师总结了阅读理论的三阶段和学术研究的态度。理论阅读的第一阶段是精准把握理论，第二阶段是消化运用理论，第三阶段是反思理论的缺陷与不足。初读理论时我们可以少量借助二手文献，但不能完全依靠它们，否则就难以实现自我消化理论。之后，我们要注意区分理论的层次，一般层次的理论精于建构并坚信自身的逻辑体系，高一层次的理论往往会照顾到理论对手对自己的批评并作出回应。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学术研究的核心进路应该是：掌握四大理论流派的各自洞见，明确其缺陷与不足；然后带着问题意识从（中国或其他地区）新鲜的经验实际出发，去提炼归纳出新鲜的概括（概念或理论），最后再回到经验检验这种新鲜性是否逼近真实。

 

最后一堂课上，黄老师提出了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论断：做研究应该带有一种政治意识（political conscious），四大理论流派某种程度上也是四大意识形态。当时我只是结合自己几年以来的经验隐隐约约若有所悟，等到我回汉后一次重温张静老师的论述时，才更加深了黄老师在最后一课上所谈的深长意味。“虽然知识研究并不鼓励直接宣称意识形态，但几乎所有的社会研究作品都具有明显或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⑦]；“既然无法清除意识形态在知识研究中的存在，使之消失不切实际，那么更实在的方法也许是：首先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⑧]；论文写作中之所以容易存在不合逻辑的情况，是因为不清楚自己所持的意识形态，“使用的文献资料来自此意识形态，却得出合乎彼意识形态的结论”[⑨]；因此，我们应该且能做的“是对自己以及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保持清醒意识，同时让自己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以讲道理的方式——事实证明的方式，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支配或排斥的方式——在论文中存在”[⑩]。

 

七周倏忽而过，黄老师从不讳言自己的学术与政治意识：从实践出发求真知，而后成果乃为人民谋福祉[11]。如果说学术存在多条大道，那么有人如我是瞽目循着“野路子”，摸索某条若隐若现的大道；也有人如褚师兄是踱在大道上却乘兴拐入野路，以期发现别样的风光；当然还有人是大道一路走到底，等待一日青云直上。我随黄老师研读的这一个多月，犹如身在野路而渐睹大道之景，一时惊异乃久处丛芜之前所未有；而当自己在野路与大道缠杂交绕处遇见大道上来人，并得与之坐论时，其酣畅亦属绝少超凡。个中体会，实在耐人寻味。

诚挚地感谢黄老师及诸位学友！

 

己亥仲冬下浣 于江城

          （肖博文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