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环境方法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非农行业与农民收入的醒目增长、对现代科技（涉及作物品种变化、化肥农药的使用、机械化与电气化等）的利用不断增加、土地生产力（产量）的不断提高、以及乡村工业化与农民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快速扩展。然而所有这些变化的发生都是以农村环境为代价的，诸如森林砍伐、沙漠化、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枯竭、以及环境污染。其中的某些破坏太严重以致有的村民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或永久离开其村庄。因中国仍有约9亿（注册）农民，对中国农村经济、农村环境变迁及农民经济行为的了解对理解中国是如何转化的至关重要。
然而过去60年来中国学者对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研究总体上由20世纪50~70年代正统的阶级斗争学说与自80年代初期以来流行的市场经济学说所主宰。阶级斗争学说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认为传统农村经济是主要由剥削阶级（地主和富农）与被剥削阶级（农民和雇工）组成的封建经济；根据该学说，中国农村充满了受压迫与剥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市场学说则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概念（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为基础、并由舒尔茨发展成为理性小农原理（农民会应对市场刺激与机会而追求最大利润）（Schltz, Theodore W.舒尔茨1964；Smith, Adam亚当∙斯密1976，1：7-16）；在该学说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一直都是受市场刺激与利润驱使的理性投资者。前一种说法明显是受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一种思潮则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有关。虽然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存在蓬勃发展的农村商业化，但造反、逐利的只是农民中的一小部分（或他们的部分特性），他们中的多数（及农民的主要特点）还是为力图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生存的普通劳动者。
而中国学者对环境变化的较早的研究（主要由科学家或历史地理学者进行）只侧重自然环境的演变，包括影响黄河的水利条件的改变（谭其骧1962）、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竺可桢1972）、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动植物分布的历史变化、以及农业经济环境的历史演变（如陈吉余、王宝灿、虞志英1989；吴忱1992；文焕然1995）等。环境史作为一门研究科目在中国只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从那时起，有的学者研究了西南经济发展与生态变迁之间的关系（蓝勇1992）、长江三角洲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冯贤亮2002）；其他学者则考察了中国历史上饮食与疾病的变化（如王利华2000；曹树基、李玉尚2006；周琼2007），这些亦可纳为环境史的一部分。而且在今日中国学者中有一股新兴而强劲的趋势，即强调环境在社会经济变迁的大的历史背景中的作用。[1]
在西方学者对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研究中，注意环境变化则出现得相对地早。如黄宗智就在其研究中国农村的两本书中各专辟一章讲此（Huang, Philip C.C.黄宗智1986：51-63；1992：21-43）。他相信虽然对宫廷政治、缙绅意识形态、以及城市发展的研究有可能忽略生态关系，但“要写农村社会史，就得注意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黄宗智1986：51）。他的研究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类为环境史研究，但这些研究却表明西方学者中国农村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日益增长的考虑环境作用的趋势。如裴宜理（Perry, Elizabeth 1980）就指出红枪会在皖北的兴起与当地生态的衰败与不确定性有紧密的联系。在另一则例子中，周锡瑞（Esherick, Joseph W. 1987）认为是华北的生态恶化导致了当地明清时期的经济衰退并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播下了种子。其他学者则研究了不同环境条件下（在湖南、长江下游地区、及浙江湘湖地区）的不同题目，如水利、国家与农民间的关系、以及土地开垦（Perdue, Peter濮德培1987；Schoppa, R. Keith肖邦齐1989；Osborne, Anne安·奥思本1994）。然而正如在岭南一样，这些地区在18、19世纪都“经历了相似的土地短缺、森林砍伐、高地侵蚀、与低地洪灾的问题”（Marks, Robert B.马立博1998：342）。
这一趋势在受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保护及经济全球化影响的研究中变得更加明显（Elvin, Mark伊懋可1993、2004；马立博1998；Mazumdar, Sucheta穆素洁1998；Isett, Christopher Mills艾仁民2007；Muscolino, Micah S.穆盛博2009）。有些学者甚至把环境（生态）视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决定因子。例如彭慕兰与John Richards均将环境视为影响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一个生物变量。在他们看来，中国19世纪晚期的环境（生态）危机乃是一个资源或能源危机。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由木材（作为燃料与建材）短缺所促成的危机：比如，黄运地区（在华北平原）的农民难以找到必需的薪材去筑堤并几乎是挖掉最后一束干草以实厨灶（Pomeranz, Kenneth彭慕兰1993：120-52），以及中国作为整体在工业及日用消费中均缺乏木材（Richards 2003：112-47）。
最近，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们在其研究中侧重对西欧与东亚—特别是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比较（Wong, R. Bin王国斌1997；Frank, Andre Gunder弗兰克1998；彭慕兰2000；马立博2002）。从欧亚比较角度出发，彭慕兰认为生态是英格兰早期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因子。他相信来自北美殖民地的农产品（特别是棉花）减轻了英格兰的“生态”压力以及英格兰易于得到的煤乃英格兰的生态优势，这些优势在促进英格兰现代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并导致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完全不同的经济型式（彭慕兰2000）。
诚然，不是所有在其研究中强调环境作用的学者都依赖一种方法。有的学者尝试把环境因素加入到一大堆其它因素中去理解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变迁（Li, Lillian M李明珠2007），而别的学者则将环境视为其研究中最主要的东西。但很少有人从农民的观点或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检视过环境与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研究前工业时代农村经济（特别是传统农业）的发展中，不能简单地将自然环境当作一项生物变量或独立的物质实体进行处理：不能将环境变迁与与其有关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活动（特别是农民行为）分割开来。
在本书中，我将探究环境变迁与农民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农村的中心作用，并考察这一关系在清代、民国时期是如何展开的。我考察的重点是江汉平原，华中地区湖北盆地一处典型的冲积平原（其大小与荷兰差不多）。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堤防是当地必需且重要的防止农田遭受年度洪水淹没的方式。由于几个世纪的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湖边荒地被开垦成田，修筑的堤防也越来越多。但堤防修筑赶不上对更多土地的不断需求，结果是水灾变得愈加频繁、当地环境变化愈加剧烈。实事上，具讽刺意味的是，堤防修筑本身造成了对环境的侵害。环境变迁反过来影响农民的行为，迫使他们调整其农业生产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从而在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形成与转化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由此提出一种环境方法，该方法不仅考虑环境变迁与人口增长，也考虑国家政策、社区行动、市场力量、以及农民行为；考虑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考虑人与环境之间的同时互动、也考虑人与环境之间历时的互动关系，指出长时间的动态变化。我特别注重农民行为，不是说农民要对所有的环境变化负责，而是强调他们的行为如何引起了环境变化、他们如何应对变化了及变化中的环境，以及最后这些变化如何回过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江汉平原
中国环境史仍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潜心于此。在马立博最新的著作（2012）中，他提供了从环境角度出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全方位的考察，但主要基于英文文献。从本书的目的出发，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三本中文文集。
第一本由刘翠溶与伊懋可合编（1995）。[2]文集中的文章全面考察了中国环境史，作者主要是一组西方学者，他们考察了差别迥异的地区如华南、长江流域、西藏、台湾等地的气候、土地开垦、疾病、以及政府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与精英对环境变化的态度。如其书名——《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其英文版书名中文直译则为《时间的沉积：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所示，文集中的文章把环境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以考察人类社会体系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在另一本文集中，特别侧重自然灾害在华北、长江三角洲、及长江中游地区的作用，一组中国学者（一人例外）相类似地将自然灾害置于其社会背景中来研究中国环境史（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1）。第三本文集也是从广义的社会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环境变迁——它实际上取了一个与刘翠溶、伊懋可文集非常相似的书名——《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王利华2007）。这三本文集所采用的方法均与我的环境方法极为接近，但没有一本书提供了对某一特定地区的系统研究或有重点的历史考察、并专注其农民对环境的反应。有鉴于中国自然环境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复杂多样性，为获得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理解，如此建立在对某一特定地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详细考察基础之上的有系统的阐释是必要的。
作为有严重水利问题的地区，江汉平原是探究这些相互关系的最佳地点之一。首先，因为江汉平原处于长江中游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在封建时代晚期的“开发”，研究江汉平原可以涉及包括移民、粮食与非粮食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垸田的开垦、粮食棉花与棉布贸易、渔业、环境变化、以及由水灾引起的损害等题目。其次，与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相比，江汉平原相对较“晚”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某些清晰的、持续至今的历史延续性。早期的许多特征——如多水环境、水田旱地均重要、人水之争、以及堤防系统的重要性——至今依然如此。因此从环境角度出发研究江汉平原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农业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现在的农村经济。另外，虽然江汉平原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之一，对其历史发展的学术研究却远远不如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
到目前为止，中国和西方对（历史上）中国农村的研究多以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为基础。这可以理解，因为当地有丰富的、可资利用的研究材料，从大量的地方志（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到镇一级）、村内日常纠纷的档案记录（如获鹿档案）、到现代人类学调查（如20世纪30年代的满铁调查）不等。[3] 最近几十年来，学者们也不断对珠江三角洲及大岭南地区作了大量的研究。但从地理角度而言，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毕竟都只占中国的一小部分，中国尚有许多其它生态系统完全不同的地区。中国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整个中国。[4]要获得从环境角度对中国不同地区传统经济及其变化的了解，我们必须了解各个地区的环境及当地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为方便计，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侧重一或两个省。但作为行政建制，省包含了多重生态系统，因此一个全省范围的研究通常会掩盖其境内重要的环境差别，如平原与山地的差别。举例而言，封建时代晚期湖广（湖南、湖北）无论平原、山区的人口-耕地比率看起来都是下降的，但那种下降在山区和平原的表现形式却迥然不同（龚胜生1993A、1993C；张建民1994），而且因其不同的农业生产水平与生活标准，那种下降对山区和平原居民而言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任何走访过湘鄂西偏远山区的人都清楚当地居民至今仍然面对的恶劣环境与贫困。对那些以玉米和洋芋为主食的山区农民来说，平原地区以大米为主食的农民仿佛生活在天堂一般，而平原农村村民则渴望离开在他们看来贫穷、落后的村庄而移民城镇与沿海地区。即使在平原内部也存在旱作区、水田区、湖区、低山丘陵区等等的各种差别，这些差别也在当地民众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水平、生活标准、及社会组织上反映出来。在本研究中我会不断提到这种差别。
选择江汉平原作为个案研究的地点也有一些个人的原因，这些都与我的经历有关。这里所说的“个人的”其实也是学术的，因为从事区域或地区研究的研究者最好应该对所研究的地区有一些实际的了解。因我出生于江汉平原的一个小村庄，我在这里长大并接受从小学至大学的教育、且走访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县份，熟悉其自然环境与农村社会。另外，从小学三年级起直到硕士研究生毕业（即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时不时直接参加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因而对当地农事（的繁忙与艰辛）有切身的体会。还有，我在大学接受的是现代农学训练、大学毕业后又在当地从事过3年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因此我对农业生产与农民既有科学的理解、也有现实的理解，该结合对这一以环境为基础，融合地理学、气象学、农学、以及流行病学的研究项目极有裨益。我的个人经历与技术训练总是警告我要从经验证据中提取论点、而不是将论点强加于经验证据之上。
对江汉平原的研究
与对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卷帙浩繁的研究相比，对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江汉平原——的研究则相对稀少。人们对这一“泽国”内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仍不十分了解。民国时期虽然有的研究如钟歆（1936）及孙辅世（1939）曾从水利技术角度提到过长江中游地区，但均极简略，主要是涉及整个长江流域的水利，讲江汉平原仅有寥寥数页。不管怎么说，他们对该地的水利进行分析乃是重要的成就，因为改变了的河湖关系与堤防的增加乃是江汉平原过去几个世纪内最重要的环境变迁。
日本学者曾对中国水利史作过长期研究并出版有大量成果[5]，但对华中地区有兴趣者少，森田明是一个例外，他对清代长江中游平原水利的综合研究考察了湖南、湖北堤防系统与灌溉的发展（Morita Akira森田明1960、1974）。仅有的最值得注意的专门研究清代江汉平原水利问题的英文文章包括刘翠溶（1970）与魏丕信（Will, Pierre-Etienne 1985）。前者基本上以一部晚清方志中的部分内容为基础对清代荆州（江汉平原的一部分）的堤防修筑作了大致描述，她清楚地指出晚清堤防管理由当地官员监督、但具体工作由当地人承担。后者讨论了国家机器在建设、管理湖北盆地（即江汉平原）水工设施中的作用，他认为清前期国家还能充当地方水利冲突的调解人，但在清代中后期，由于受水灾引起的环境恶化、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增加，国家已无力克服这些困难、最后从水利管理中退却。
这些开拓性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江汉平原的堤防管理帮助很大。然而它们并未覆盖与江汉堤防有关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移民、农业增长、农村商业化、以及环境变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全面探讨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更加详细的一手资料之上、包括了被外国学者所忽视的范围更宽的话题，其研究所涉及的题目包括堤防系统与频繁泛滥之间的关系、土地开垦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压力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学者看来，江汉平原的广泛“开发”始于明代并以修筑堤防、围垦湖滨荒地与沼泽为主要特色，而这又随之增加了棉花、特别是水稻的生产。早在明代后期江汉平原已成为新的产稻中心，并在清前期与洞庭湖（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平原一起取代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米谷输出地。然而到了清后期，湖北平原的经济状况衰退，它不再是米谷输出者，反而是输入者；不再是移民接纳地，反而是输出地。这一剧变主要由人口增加及频繁的洪灾（或堤防溃口）引起。这些学者认为，导致频繁泛滥的主要原因包括上游山地垦辟引起土壤侵蚀（这些表土沉积在长江中游及汉水下游而抬高河床）、江汉平原地区无休无止的围垸缩小了泄洪区域，以及清政府在堤防管理上的无能（亦即贪污与缺乏合作）；前两个原因直接间接是人口压力的结果（如张建民1984、1987A、1999；谭作刚1985；张国雄1989、1994A、1995；张家炎1992B；彭雨新、张建民1993；梅莉、张国雄、晏昌贵1995；龚胜生1996；杨果、陈曦2008；尹玲玲2008）。
虽然他们的研究指出了人口压力下过度垦殖如何导致环境恶化并最终导致经济衰退、从而影响江汉经济，但他们的重点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样他们就对人与环境之间的某些重要的相互作用关注得不够，例如他们简单化的模式多半忽略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环境与管理、环境变迁与市场变化之间的关系、农民在变化的环境与市场条件下的选择，以及所有这些关系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作用。他们也没有足够考虑租佃关系与渔业这两个了解江汉平原农村经济的重要话题。另外，他们对农民本身行为的关注远远不够，而我将要证明农民对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反应将是社会经济-环境关系中的关键因子。[6]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他们主要侧重于江汉平原或两湖地区，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清楚阐明江汉历史对了解中国农村历史的重要性。在此书中，我将逐一探讨这些主题。
大的背景
位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是两湖平原的一部分。两湖平原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洞庭湖平原。濮德培（1987）对湖南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研究，也是至今英语世界对明清时期湖南社会经济变化的唯一研究。以国家-农民关系为重点，濮德培讨论了从明代中期至19世纪中叶湖南特别是洞庭湖平原的人口增长、垸田增垦、农业增长、以及环境恶化等进程。
虽然所有这些进程同时也都发生在江汉平原、且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均处长江中游，两者之间仍存在某些很大的差别。洞庭湖地区的主要堤防是垸堤，而垸堤与江堤在江汉地区则都很重要；洞庭湖平原的“开发”来得比江汉平原晚，至迟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一波新的垦殖潮；洞庭湖地区的主要作物是水稻，而水稻与旱地作物在江汉平原均很重要。
濮德培的研究与我的研究之间也存在某些差别。首先，他的研究覆盖整个湖南省，不仅包括洞庭湖平原也包括某些山地；而我的研究侧重江汉平原，只是偶尔提及周边山区。其次，从时间上讲，他的研究包括明代中期至19世纪中叶，我的研究则从18世纪早期至1949年，特别是当地遭受最频繁的水灾、其环境颇不稳定的晚清与民国时期。第三，他侧重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而我则侧重农民对变化的、脆弱的环境的反应。
与濮德培一样，彭慕兰在其对黄运地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的研究中也考察了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按他的说法，晚清政府有意“放弃”黄运，将重心从内陆移往沿海地区。其结果是黄运地区的衰退，因政府撤其支持（因而不再有外来物资输入）对当地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缺乏燃料、水利工程（特别是大运河堤防）失修、土质变差（因缺少肥料）、及农业生产力下降（彭慕兰1993）。在此研究中，他有意将重点放在（非农民）精英的活动上；而在我的研究中，我则集中于农民的行为。
尽管濮德培认为人口增长与商业化在明清时期逐渐将湖南从一处内陆边疆演变为中国的一个农业核心地区、彭慕兰解释了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黄运如何从一个经济核心地区变为经济内陆地区（或从关键地区变为边缘地区），两人都突出了国家与水利工程在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作用。
国家与水利工程确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例如冀朝鼎（Chi Ch’ao-ting 1963[1936]）就探究了水利工程（特别是由国家修建、维护的灌溉、防洪工程）在不同朝代关键经济区形成中的重要性，以及对这些关键经济区的控制如何成为中国统一的基础。不过按照德怀特·帕金斯（Perkins, Dwight H. 1969）的说法，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1968年之间，投资于水利如灌溉、排涝工程的回报低。
伊懋可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水利工程。着眼于环境变迁与可持续发展，他认为从公元前第一千年至今的中国传统经济经历了，如其文章标题所示，“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作为证据，他主要指出了纵贯整个中国历史、特别是最近的几个世纪内，人口压力下的山区垦殖与森林清除对环境所施加的危害，以及维持水利工程的高昂成本（伊懋可1993）。伊懋可指出此点是对的：即人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小心谨慎地维护水利工程，既耗时又费钱。但如果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则其如何可以延续达三千年？
显而易见，中国历史悠久、疆域宽广。在中国历史上开垦山地与坡地无疑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就象伊懋可所说的那样，但也要记住其它真相：山区水利工程与平原水利工程极为不同，华南的水利工程与华北也不同，而且纵贯整个中国历史，这些水利工程不可否认对中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见如《中国水利史稿》[下册1989]；姚汉源1987；Vermeer, Eduard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