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
一.第一编:历史背景
中国的经济历史和西方十分不同。从西方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史几乎完全是悖论的。本书从18世纪中国与英格兰的对比出发,突出两者农业经济的不同。
我们可以先从一些众所周知的基本差别开始。首先是两者在膳食方面的不同:英格兰的膳食结构中肉、菜、粮食(或马铃薯)的比例接近1:1:1,而中国的结构则接近1:1:8,粮食占比明显高得多,肉食占比则要少得多。这样的膳食反映了两个农业体系的不同:英格兰的是种植业和养殖业(食草的马、牛、羊)基本相等的农业结构,而中国的则基本完全偏重种植业,养殖的主要是食用泔水、不需占用土地(种饲料)的猪,而不是食草(大量用地)的马、牛、羊。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同样面积的单位土地上,种粮可以比养殖食草动物(例如养牛而食用肉、奶、奶酪)支撑六到七倍的人口所需的食用。因此,人口(相对土地而言)的压力会排除食草的动物养殖,成为“单一”的种植业,即基本没有用地动物的养殖。两种农业体系的不同非常具体地体现于两地农场在18世纪的平均规模:英格兰的是750亩,中国的则是江南不到10亩,华北不到15亩。
两地在18世纪进入了十分不同的演变。在英格兰,系统的种养结合(圈地运动把之前的共有土地纳入了一个农场之内),特别体现于典型的诺福克制度的粮食与饲料(小麦与芜菁,大麦与三叶草)的轮作,导致更多畜力的使用(尤其是马,也是英语“马力”的起源),进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是18世纪英格兰“农业革命”的核心。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非农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所谓的“原始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中,手工业完全从农场脱离出来,成为城镇的生产活动,由此导致城镇的发展。如此的演变更进一步促使生育行为的变化:因为年轻人可以从城镇手工业获得独立生计,所以能够更早和更高比例地结婚。而城乡的这种变化,更进一步促使两者间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交易,由此导致更多的消费(“消费革命”)。同时,在城镇出现了“工场”、初步的分工以及“规模经济效益”。在农村则出现了规模化的雇工农场。这一切都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做了铺垫,最终导致了螺旋式的经济发展。
以上的演变后来成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经验根据。斯密特别强调分工和规模效益、以及市场交易所起的作用,开创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后“新古典”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则更强调土地私有和产权法律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对上述基本事实,以及分工和规模效益等概念的理解基本和斯密相同,所不同之处在于特别突出受雇的劳动者被资本所有者剥削(“剩余价值的榨取”)。本书将在相关部分逐步详细讨论这两大经济理论传统的不同见解。
第二章先论证中国和上述经验与理论的不同。在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的长江三角洲,首先没有出现上述英格兰式的农业革命。所呈现的主要是由劳动进一步密集化所推动的复种指数的提高(水稻加上冬小麦),以及从粮食种植转入劳动更加密集的棉花-纱-布和蚕桑-缫丝的生产。前者展示“边际报酬的递减”(第二茬农作物收成要低于第一茬,虽然其投入基本相等,部分原因是地力的消耗)。后者展示的是相对劳动投入的增加来说不成比例的回报:花-纱-布需要约18倍于水稻的劳动投入,所带来的只是远远不到相等倍数的收益,而蚕-桑-缫丝需要约9倍于水稻的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也只是数倍的收益。这两种现象就是我之所谓“内卷化”(英文”involution,” 中文亦译作“过密化”)的基本含义。
更有甚者,棉花和蚕桑经济导致的是农场生产的高度家庭化,由妇女老幼来吸纳低报酬的生产劳动,进而造成家家户户同时依赖种植业主业和手工业副业为其生计的经济系统。这样,不仅没有呈现18世纪英格兰那样的种植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没有呈现种植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也因此没有呈现其所附带的城镇化、生育行为转型、分工和规模化生产。因此,也没有斯密所指出的城乡贸易——中国仍然主要是由乡村为城市提供粮食和奢侈品(丝绸),以及乡村与乡村间的生存必须品
——粮食和棉织品的交换。
第三章论证,中国其实早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便已在渭河流域形成了高度劳动密集的小家庭农场经济(商鞅的政策是以每家20亩“良田”和10亩贫瘠地为标准的),早就和18世纪英格兰的平均750亩/农场差别悬殊。商鞅的设想的目的是强大的军队及其所必需的大量人口,而为了促使人口快速繁殖,决定依赖国家政权来推行早婚和多子继承制度(并由此导致中国的早婚和高结婚、高生育率,与18世纪英格兰在“原始工业化”人口行为转型之前的一子继承和晚婚制十分不同)。之后所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的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济结合的政治经济制度,远比西欧主权分化的封建政治制度高度集权和稳定。而集权的皇权则建立了中国的科举制度,通过国家设立的考试来选拔官僚和士绅精英,由此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皇帝-士绅-小农”三角的政治经济体制。同时,高密度小农经济则允许(在前现代运输条件限制的空间范围内)建立远比西欧要大得多(人口多得多)、复杂得多的城市以及士绅和官僚文化。而高密度小农经济,历经较长时期的和平,便会促使人口繁殖,加重土地上的压力,从而导致远比西欧频繁和庞大的周期性农村社会动荡。
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兴起的部分导因正是这个体系在近现代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当然也是外国侵略下的民族危机)。革命之后的土地改革所反映的正是农村穷人的生计危机,而其后的集体化则是意在保证所有农民生计的措施,也是试图克服小规模生产局限的措施,在大跃进时期甚至走到越大越好的极端。但是,如此激烈的农村社会经济改组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农村的基本结构性现实:内卷化的种植业,尤其体现于长江三角洲的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小麦)运动(“消灭单季稻!”),也体现于种植业和手工副业的仍然紧密结合(没有分化为农村和城镇的不同生产),因此没有导致西欧似的小城镇发展(“早期城镇化”)。其基本逻辑仍然是广泛使用廉价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力。
同时,和家庭农场的组织一样,集体化的村庄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会为生计而忍受极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化生产。即便是在“绿色革命”的现代投入(主要是化肥、科学选种和拖拉机)进入的背景下,农业劳均生产率和报酬基本没有增加。种植业产出达到原来的三倍,但劳动投入则是原来的四倍。过密化一仍其旧。这就是本书的过密化农业历史背景,也是本书所探讨的改革时期中国小农经济变迁的出发点。
本书一贯强调人口因素,目的绝对不是想争论人口是历史的单一决定性因素,而是要直面中国这个基本国情,意在强调,对资本、技术、市场、社会结构和国家等其它经济因素的理解,必须要看到它们和这个基本国情之间的互动。近年来学术界倾向单一地突出市场因素,几乎达到过去单一突出阶级关系的极端程度。本书论证,无论是市场运作还是社会结构,国家制度还是资本和技术,都得结合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来理解。
二.第二编:改革时期的农业发展
中国改革时期的农业“发展”(本书对农业“发展”的基本理解是农业劳均生产率和报酬的提高,因为如此才可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的基本要点是去过密化。它是改革时期农村变迁的主线。
第五章详细论证,由于198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和城镇化、以及国民收入上升所导致的食品消费转型,在这“三大历史性变迁”趋势的交汇之下,中国农业进入了前六个世纪所未有过的变迁。在1990年代初期,农村劳动力虽然增加到接近5亿的顶峰,但其中相当部分被新兴的乡镇企业非农就业所吸纳,因此务农劳动力在突破3亿之后,没有更多地增长,但是仍然居高不下。直到新世纪,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下降加上离土离乡农民工的大浪潮,以及农村自身非农就业的持续扩增,终于促成了划时代的农业就业人员的快速下降。到2010年居然降到2亿以下,在十年中降低了足足三分之一。这是非常急剧的历史性变迁。
此外则是中国的传统食物消费从8:1:1的粮食:蔬菜:肉食比例逐步朝(我们根据城镇中上层40%的食物结构预测的)4:3:3比例演变,肉食和菜果的消费以每年约5%的速度增长。我们估计,在10~15年中将会完成整个转化过程,形成比较稳定的新结构。
高值蔬菜和肉食新农业总量上升以及农业劳动力减低的交汇导致了每农业劳动力产出的显著增长(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之而来的则是农场平均面积和收入的上升。
第六章把这个划时代农业结构变迁进一步具体化。笔者把它称作“隐性的农业革命”,因为它和以往的典型农业革命——18世纪英格兰和1960、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不同,并不表现在农业主要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而更多表现在农业结构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新农业”(即菜-果和鱼-肉、蛋奶)的生产。新农业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农业,既需要资本投入(例如蔬菜的塑胶拱棚、养殖的畜舍、鱼塘等),也需要更高密度的劳动投入(一个劳动力只能种一亩地的拱棚蔬菜,但能种四亩的露地蔬菜)。
在1980到2010年的30年间,蔬菜和水果的播种面积增加到原来的六倍以上,其产值占到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6.7%,肉-鱼则占到总产值的39.3%。两者合并达到总产值的66%,成为1980年代以来农林牧渔总产值每年上升6%的主要原因和动力。相比之下,谷物在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已经降低到15.9%(虽然其所占播种面积仍然相当高:55.9%)。而这个急剧的变化比较容易为人们忽视,因为蔬菜缺乏明确的统计,也因为农业结构转型涉及不同统计指标间的关系的演变,而不是单一指标的明显上升。而肉食比例的上升则主要反映于“牧”业统计指标,容易为人们误解。
与其他国家的农业历史相比,中国具有明显的不同。与古典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相比,性质完全两样,规模也远远大于前者(英国农业产出一百年才增加一倍,而改革期的中国则每年上升6%,12年翻一番,24年翻两番)。至于1960、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一般每年才2~4%,要18到36年才翻一番。在亚洲,最早的绿色革命出现于20世纪上半期的日本,当时其农村人口基本稳定不变,因此现代科技投入所带来的增长完全体现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的上升,为全社会收入的提高做了铺垫。至于韩国和中国台湾,部分由于日本统治下的农业政策(虽然完全是为了侵略国本身的利益)促使较早的化肥使用,加上后来的美国援助,导致两地都在绿色革命期间便做到显著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中国面对的则是新投入多被人口增长和农业高度过密化所蚕食掉。
与中国相似的不是所谓的“东亚模式”各国,更不是英国或美国,而是印度。两者同样因为人口压力而没有能够靠绿色革命的现代投入进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而要等待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更大的拉动力所导致的非农就业和城镇化以及食物消费转型才向新农业转型。
第七章探讨的是伴随着中、印这种新型农业革命而来的社会经济变迁。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和斯密的理论预期,伴随农业市场化发展而来的应该是农民的无产化,部分成为城市工业的工人,部分成为农村资本主义农业的雇工。但是,中国的新时代的农业革命再次和他们的预期相悖。在经过三十年的农业革命之后,中国仍然只有很少数的农业雇工。我们根据发改委的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以及最可靠的1996和2006年的十年一度的农业普查资料,经过系统梳理和估算,得出的结论是,2006年中国农业总劳动投入中只有3%是雇佣劳动(06年之后增加幅度的精确估算则要等待2016年的第三次普查。)也就是说,中国农业主体仍然是小农家庭农场。但是,新农业——例如拱棚蔬菜和新型养殖——明显比过去的旧农业(“大田”生产粮食、棉花、油料)带有更高的“资本化”(即单位劳动资本投入的上升)。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这是个悖论的现象,特别突显中国的特色。其部分肇因当然是中国按人口或劳动力一村一村地平分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资本不容易获取大片的土地来进行雇工生产。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小家庭生产的强韧性。一方面是新农业中小规模生产的优越性,特别体现于拱棚蔬菜种植的不定时、零碎而又繁杂、密集的劳动投入,而家庭生产单位结合主要和辅助劳动力生产特别适合如此规模的生产,是比较廉价的形式。其道理其实和明清时期的高度家庭化、过密化、结合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相似。此外则是由单一个生产单位结合两种或更多的互补性活动所产生的范围经济效益(区别于规模经济效益),例如传统的(棉)花-纱-布“三位一体”生产和蚕桑+缫丝生产,以及今天新农业中的“种养结合”。
与印度相比,在土地制度上,印度建国之后的出发点不是中国建国之初那样的土地革命和均分土地制度,也不是中国改革时期的均分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而是原来的较高度私有化和不平等的土地分配。其后出现的是比中国要高得多的无产化。印度今天有约45%的农业就业人员是无地雇工。他们组成印度贫困人口的大部分。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每人日用1.25元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占到印度全人口的42%。在中国则只是15.9%,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务农人员没有无产化。
第八章系统探讨中国近年来的农业资本化的来源,亦即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新自由主义学者,根据来自西方的经验和理论,以为农业资本化会主要来自农业企业公司,而与之敌对的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者们则倾向认为资本投入会主要来自政府及其计划。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国的经验再一次是完全悖论的。我们再次根据农业普查资料和成本收益调查资料,发现小农户总资本投入量要远高于政府和农业企业,而其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小农户的“半无产化”非农打工收入。在固定资本投入方面,小家庭农场投入的总量和政府的差不多。但在流动资本(包括新农业中的化肥、农药和良种投入以及新养殖业中的人工饲料和优良仔猪、鸡苗等投入,以及旧“大田”农业中为了节约劳动力的机械和农药的投入)方面,则远高于政府和农业企业。小农户显然占到所有播种面积和养殖业的绝大比例。也就是说,小农户是近年来的农业资本化的主要动力。
鉴于此,国家明显应该更多关注和扶持小农户家庭农场,而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完全向龙头企业倾斜。这是本书提倡的农村发展出路的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人们误以为上述思路和舒尔茨的基本吻合,第九章系统梳理了笔者和他之间的不同。基本分歧在于对人口问题的认识。舒尔茨的出发点是原教旨的市场主义:认为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资源必定会得到最佳配置,无论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都如此。他把农业想象为和工业同样的经济。然后,根据他的新古典经济学市场逻辑,认为传统农业中不可能有人口过剩。
他首先把劳动力过剩定义为绝对过剩,即零价值的劳动,然后据此争论前工业时代的农业经济不可能有劳动力过剩。其逻辑是,显然,没有人会为零价值而劳动。但在真实世界里,关键是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过剩,而不是绝对的过剩,是劳动力的相对低报酬,而不是绝对的零报酬。后者只是虚拟的稻草人,只是一种辩论游戏。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传统农业与英国的不同在其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导致完全不同的农业制度。
中国新时代的农业革命绝对不简单来自舒尔茨所想象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这是因为,在现代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前的六个世纪中,其农业经济是市场化的、也是私有化的,基本符合舒尔茨所提倡的结构,但是,经过20世纪新投入的引进,它仍然只延续了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危机和大规模的农村动荡。之后,在1960、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中,中国更大规模地经历了舒尔茨所认为是最最关键的技术更新,但其所推动的生产发展却被人口增长所蚕食掉。最后,改革时期的新型农业革命,则来自完全出于舒尔茨视野之外的“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即源于生育率下降和大规模非农就业所导致的人口相对土地压力的下降,加上全社会的食品消费向高值农产品的转型,方才促使农业劳动生产报酬大规模上升。这才是中国新时代农业革命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