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近代史专业2011级研究生 王哲
上完倒数第二堂课之后,得到一次面谈机会,向黄老师请假早退,并为自己未能参加“最后的一课”而感到遗憾。那次单独面见黄师之时,黄师就嘱咐这篇文字,返校之后,还收到黄师发给我们这届研修班同学的“哀的美敦书”。我一直不敢下笔,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从这次学习中获益颇多,有“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觉;另一方面,第一堂课便因笔记的原因,被黄师大批一顿,直至现在仍“心有余悸”。但蒙黄师不弃,不次拔擢,甚为感激,我便结合我自己向别的同学所言之体会,稍作总结,忝续其他学友之貂。
为何我会有“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呢?黄老师的这个课是宽度,太宽了,涉及到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诸学科门类,黄老师所一直强调就是历史社会法学和历史社会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要是说没有什么收获,那是谎话,黄老师也说我成熟了不少。那的确是这样,本来就底子薄,基础不扎实。几乎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进步能不大么?要真是没有进步,那我真是怀疑自己!我们那一届学生一共是十九个人,与黄师所关注的诸学科相对应,所录取学生的专业主要也以法学、经济学、公共管理以及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学生为主,相比较而言,我是边缘中的边缘,感觉自己多半是个旁听者。既然一些比较专业性的问题,没法参加讨论,那就老老实实地学习人家的思考方法!经验积累没有人家多,思想没有人家深邃,所带来的不应该是自轻自贱,而是迎头赶上。经验积累可以慢慢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独立思考的养成,也不可能是像“毕其功于一役”那样所能够造就出来的。我最大的感受,那就是不管是法史还是其他历史专业,对于脑子的灵光程度不是很看重,你得肯下苦功夫才行。有天赋,资质好,那是你的资本,搞起研究来那是如虎添翼,但前提是也得足够的用功和勤奋。要不也是白搭,有时还成了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没天赋,也无需气馁,勤能补拙。
至于谈到比较具体的感受,那就是一个字:累。人家白岩松是“痛并快乐着”,我是“累并快乐着”。黄师特别体谅我们这些跨学科的学生阅读那些非本专业理论书籍的吃力,每有进步,总是不吝鼓励。但是黄师又说,真正严肃认真的学术都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做出来的,要有一股子韧劲。我也是在慢慢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一开始还想,我这是在找罪受,有几次都想退学。黄师也曾对我学习之吃力表示担心,一直犹豫是否该劝我退学。但每次看到黄师给我们认真批阅的笔记,就又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不能辜负他老人家不远千里设帐授学的爱护之情。当时虽然心中已敲退堂鼓,但幸亏没打打道回府锣,要不就亏大了。除了因每一次付出之后得到黄师只言片语的鼓励而快乐之外,就是研修班同学们所给予我这位土包子“关爱”,感激不尽。也为自己未能当面向各位辞行而感到懊恼不已,心怀愧疚。搭着李蕉大姐的车到清华园听一场无聊至极的讲座,只为一睹汪晖先生之“芳容”;庆明兄在开学之前就为解决我的住宿问题而吆喝;为陪伴我到一档查阅资料,鹤涛和长宁二位仁兄专门拿出一天时间;瑶瑶班长简直成了我在京各种问题的咨询员,班长很负责哦;同龙兄成了黄师最好的解剖“标本”,我们大家的大多数快乐都是建立在同龙兄的痛苦之上,很抱歉,同龙兄,我也很可耻地参与了;董玄同学,我就纳闷了,为何您对黄师的著作把握地这么准确,年轻有为啊,有点羡慕嫉妒恨;我得向六益兄道歉,您虽然为俺提供了北大法史的诸多研究生课程,但俺只听过一节,还差点睡过去,非常抱歉;长宁兄也是我开学之前就已经认识的学友了,这哥们儿可以说是班上的开心果,但我还是向您开枪了,没有给您开枪的机会,抱歉啦;鹤涛兄可能算是黄师最中意、也是最有才的一位同学了,“鹤涛,你怎么看”,同为近代史专业之研究生,鄙人很是汗颜;超群兄,您的眼光很犀利,应该成为一位职业批评家,谢谢您帮忙还书哈。当然还有“法律家”许可兄、中外法史无所不治的韩伟兄、沉着稳重的凡壮兄、凭着结课论文秒杀全场的杨浩兄,以及上课眼神总是有些迷离的小郡同学、沉默寡言的云曼同学、敢于反抗黄师的译文同学、盼博、王觐师姐。承蒙各位照顾和关心,使我的北京之行不是那么孤单和无聊,而是充满快乐,谢谢各位。
我们是从黄师的著作开始的,他的有关农村经济史研究的三卷本著作和法史研究的三卷本著作,大家可以有选择的阅读,讨论时也是分成两组讨论。但是一般大家总是两本都读,说是分成两组,但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黄师也无计可施。之所以从他自己的研究著作开始,那是因为黄老师自己认为他的著作与国内其他同类型的著作相比,更多的运用了经济和法学领域的理论,并且是很明白和容易懂的,也容易抓住中心观点。我们所写阅读黄师著作的读书笔记的准确程度,黄师最有发言权,通过批阅大家的笔记来了解你的掌握程度。希望养成大家写严谨、准确的读书笔记的习惯,对以后的研究和教学都是很有用处的。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你如果对人家的著作掌握不准确,又谈什么评论,又怎么能够借鉴?理解不准确,那只可能是曲解别人的意思,也就谈不上对话。因为你没有把握住作者的对手,又怎么配作作者的对手,都是自话自说,那还叫什么研究。
之所以开设这么一门课,是黄师有感于国内经济史和法史研究领域中重经验证据而轻理论的运用和提升这一现象。“理论是个核武器”,其巨大作用要远胜于仅仅是材料的堆积和积累。但是这种对理论的探讨又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谈,是需要掌握新鲜材料的,最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中层理论,以便与其他理论高手过招、对话。但并不是说经验证据不重要,而是在充分掌握经验证据的基础之上,进行概念的提炼和对原有概念的再阐释,比如说黄师有关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著作中提出的“过密化概念”,就是借用的概念,但已远远超出了这一概念原初的内涵,具有极强和极广的解释能力;还有对黄师农村经济研究影响最大的苏联农学家恰亚诺夫的“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个一个消费单位”的观点;韦伯的有关形式理性、形式非理性、实质非理性以及实质理性等法律形式概念划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对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批驳,警惕霸权话语的逻辑控制;还有法国社会学大家布迪厄在《实践感》一书中所提出的“实践逻辑”、“场域概念”和“象征资本”等等。这些都是借用的概念,但是通过黄师的扩展和再运用,使其得到更为广阔的解释空间,焕发新的活力。这些著作都是对黄师研究启发最大的理论研究著作,尤其是恰亚诺夫和布迪厄两人的研究。我们一般是一周一本书,但有时候是两本书,总共是十三四本。固定的时间是每周五的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左右,先由几位同学简单汇报感受和归纳所读书的中心论点,然后由黄老师带领大家进入讨论问题讨论环节,都可以举手发言,由黄师控制发言时间。每次讨论都是很紧凑的,中间也不休息,大家相互之间狂轰乱炸,虽不是尸横遍野,但也足够说得上战况惨烈。
而黄师之所以强调“历史社会法学”和“历史社会经济学”,说到底还是强调对经济史和法史研究领域的本土传统资源的挖掘。“历史”和“社会”在这里是个定语,但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定语,毋宁说是个很重要的限定语,也可以说是个背景化、基础化的研究语境的构建。没有历史作支撑,也就是没有把握住一个学科或是研究领域的来龙去脉,也就著作或是论文写作中的学术史研究综述。但是这种历史不是那种简单地罗列,就像黄老师所说的像是个“洗衣单”,看后不知道关注的是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跟你所做的研究有什么关系。注重历史,也就是把握住既往历史的时代脉络和传统,而这个正是我们能够有所创造和创新的基点。与其絮絮叨叨地咒骂先人,还不如以更为严谨、平和的心态梳理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我们除了拂去掩盖在这条道路上的厚厚尘埃,认清它的走向之外,更主要的是,如何能够让这条路越走越宽广和开阔。总之,就是一句话,那就是前人所加给我们的历史是无法选择的,也是不能选择的,但是我们能够更好的认清这条路,而不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评判。我们可能没有这些大学者们这种思考穿透力,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但我们最起码能够搞清楚这条传统之路是什么,虽是清洁工的活儿,但是要干好也是不容易的。这是第一个限定词,第二个就是“社会”,我也没学过社会学,也不敢随便班门弄斧,但我想社会在黄师看来就是一种实践之中的真实状况,也就是对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黄师在有关法史研究的著作中,对西方形式主义法律所依靠的形式演绎逻辑进行批驳的工具就是从布迪厄那里借鉴而来的实践逻辑,这一逻辑是不能为形式逻辑所能够囊括的,有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社会”在这儿指的就是实践经验,也就是存在于实践过程中的实践逻辑,也可以说是一种现实关怀,着眼于当下的。结合着黄师农村经济史研究的三卷本著作和法史研究的三卷本著作,就能够看出来黄师所一以贯之的就是他所提倡的这种研究路径。我可能穷其一生也达不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然接受了这么高强度的理论阅读训练,但是我现在也不敢随便用什么理论范式,能把研究的东西弄清楚,说明白,或许是我现在唯一所能够做到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同样,把研究的东西说明白了,讲透彻了,也就是把上面的灰儿抹干净了,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黄师有关清代民事案件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表达与实践两者间的既背离又抱合的矛盾复杂关系,具有很强的张力。他并不是强调实践的多么重要的,而是强调这种张力和复杂性。“说的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合起来看又是另一回事”。我希望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不会有这种背离,而是统一的。说的再好听也没有什么用,关键还得看自己是怎么做的。我在返校之后,与其他同学交流我的这次学习体会的时候说,我并没有学到什么武林绝学,也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值得期待的宝贝。《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个子曰,也就是孔老夫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