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至冬，在申请和参加黄宗智老师“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被一些东西温暖和感动着：它们透过每次师生间的邮件往来，透过每次的当面论争，透过课后的“午餐会”，透过“五四路”之秋游，透过这些日子的点点滴滴生发出来，一个个面孔，一幕幕情境，都成为这一年最为美好而深刻的记忆。
    入学多年，虽然也忝列入专业门径，但对于专业的学习总是处在懵懵懂懂之中，所接受的课程，更多侧重于知识的传授，而较少接触方法的熏陶，结果是似乎知道了很多，但最终又好像什么也没知道，更谈不上在一定基础上进行一丁点的“创新”。带着这样的苦闷，亦因多次听闻黄老师所开该课程之种种传奇，终于在2012年夏日，怀着忐忑的心情，写申请信报名，不想竟然被获准这一难得的“入学”机会，至今虽已时隔半年，但接信时的欣喜仍历久弥新。
    学为何者？这恐怕是很多学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尤其是类似于“某某史”这样看似无用，实际可能也“无用”的学科，更是让同道中人倍感凄惶。全程参与过黄老师的课程以后，首先为我们解开了这样的心结，不是无用，是我们未看到其中之“用”，更未领悟其中之“大用”。历史的经验、智慧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值得我们汲取。而且，无论是社会，还是人自身，本身都是历史的，是无法割裂开来的，如果我们不从历史的源头探究，那我们将难以理解现在，更无法面对将来。更让我们羞愧的是，每当我们抱怨课业太重，休息太少时，却耳闻目睹黄老师以七十多的年龄，每日凌晨三点即开始工作，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或名或利的迷思中时，黄老师在一次课上却推心置腹地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每天这么早起，想更多做点事，不是为了那些外在的东西，我也不需要那些，我只是觉得中国农村农业等方面的研究还太薄弱，制约农村发展的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有义务，有责任将之进行下去。”闻之，我们无不心生钦佩，同时也是给我们的最大教益。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境界，亦是出自“苟利国家”家国情怀。我们虽然难以企及，但却应该向之努力。这是课程给我们的第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启示。
    在参加课程之前，实际上也在断断续续地接触一些理论，但却总是处于“抓到什么是什么”的一种状态，很不系统，更不知道比较与鉴别，甚至是把理论、概念仅仅拿来作为与经验等同的材料使用。在课程全部完成之后，过去的那种“浑然不觉”的状况得到很大的改观，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几大主要理论体系的梳理，让我们很快地建立起一个宏观的理论体系框架，以前看过的，以及正在阅读的理论书籍，似乎自动地就被清晰地归置到这样的理论体系之内，尽管还没有能对某几种理论完全、充分地掌握，但至少知道了它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脉络中的位置，避免了很多弯路。印象颇深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凭以往的直接印象，似乎是很新潮的学术理论，只有在一些时髦的、新型的学科中才可以使用，但阅读了萨义德《东方学》等著作以后，理解了思想、话语、宣传与意识形态的区别，了解到“话语分析”等基本概念后，发现即使在历史的研究中，也大有用处。这大大启发、促进了对一些长期以来就有关注问题的深入，也促成了一些新的问题生发点。
    在课堂上，黄老师是严格而又严厉的，无论是对于年轻的学生，还是对于我们几个年纪较长的，均是一视同仁，有一说一，甚至也经常会直言不讳地指出文章中某些问题，笔记写作中的错失，每每令我们汗颜之际，却又由衷地感觉到受益其中。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有赖于一个好的学术氛围与传统，而互相批评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这种面对面的，坦诚而又善意的批评，正是促进学术进步的最好方法。黄老师的课程正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对话的氛围，这种对话与批评，不止限于师生之间，还延及于同学之间，不同专业学科的交流，更是扩大了每个人的眼界，也为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话题。
    三个月的课程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课程刚结束时，班级群中那些点滴话语，忆之仍令人不胜感慨；老师及同学的情谊，亦让人心存感激。我想，尽管对课程抱以认真态度，但未必敢言能完全理解及掌握，在今后唯有继续不懈努力，真正作出有价值的工作成果，方能无愧于心。
                      2012年1月13日于京；1月23日西安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