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 王海侠
记得09年上完这门课时感觉很充实、很轻松，觉得自己学到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除了对韦伯不太能掌握以外，觉得对其他人的观点与理论倾向都已了然于胸。然而重听此课，颠覆了既有自信——原来还有很重要的东西被我忽略，原来还有更本质的问题我还没有洞悉。
因此，在提交课程论文时原想提交一篇“习性、阶级属性与国民性”的文章，冥冥中觉得这会是个值得一写的题目，因为我最关心的三个问题都在这一范畴之内。但是想来想去也不知能够做出什么样的突破，恐怕这个问题光靠想是想不通的，要靠大量的阅读与思想的碰撞。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似乎有点太难。
思索前后，觉得既然现在想法还不成熟，还不如将此文章做罢，就算勉强写了，也很难讲清楚问题（不过这一题目还是会继续思考下去的）。故而改写成两次上这门课的收获与感悟。也许这样的总结会更益于加深认识、打通知识障碍，如与同学们分享，相信也会益于学友。
那年的研修班上，下了不少功夫，每周都要读书，大概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很累，但也很充实。在课上会和老师和同学讨论，那界同学的讨论要比这一界多，记得当时想法多、话也多，然而今年却觉得自己很沉默。一方面是我已经上过这课，核心观点这些内容都已经知道了，所以不便多说。但是另一方面是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时，当抽丝剥茧式地再细细追问自己一些问题时，发现自己不能给出答案，所以不敢说话，很多问题再次变得不确定。有一种原本明白的东西突然变得不明白了的感觉。然而，无论是变得更含混，还是更清晰了，有一点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收获：就是看书不能只看观点，观点固然重要，但比观点还要重要的是立足点、是方法。
以住似乎太注重观点而忽视了方法的重要性，所以才发现自己在读书时给自己预留了很多问题。触动最大的是在重新讨论恰亚诺夫时，黄老师指出他理论的核心其实是“小农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这两重属性奠定了恰的研究基础。当时我只把这个当成常识，认为恰只证明了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而已。在考博的时候，又重读了《农民经济组织》一书，觉得自己对恰的感悟要更深一些，尤其是最后一章关于纵向一体化的些许讨论，使我看到了他的闪光点。但其理论的真正光芒我还是没有真切领悟。
回头望去，看到了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理论只有从基本的经验事实出发，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我怎么能忽视最基本的事实呢？如果把这小农家庭的两重属性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就会发现其在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社会的整体运行中，无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今思考小农家庭的未来时，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更是重要，在关于农业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的讨论时，不也离不开这一基本事实吗？有些东西是自在却不是自明的，这就需要敏锐的观察和鉴别，否则很容易跌进一厢情愿的设想当中，而走向事物的反面。
对照于从基本事实出发，经济学似乎走了另一条研究进路。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离不开假设的学问，没有了假设就没有了后续的一切。如果没有了理性人的假设，会有市场经济吗？没有了充分竞争的假设，会有最优配置吗？虽然看的经济学的论文不多，但发现任何模型与理论预设都有假设，但细细推敲这些假设，发觉假设终归是假设，几乎就没有哪一个有真正的经验基础。而奠基于一系列不被经验所支撑的假设之上，得出的结论可靠吗？所以，在基于基本事实而进行阐释和基于假设而进行推演中，显然前者要更让人信服。在两者的辨别中，对我的启发是不可忽视事物之根本，要想做经得起推敲的研究，前提必须扎实。社会学也被裹挟进主流的量化研究范式，定量研究的重要一步就是要有研究假设，不是说假设一定有问题，但如果假设站错了位的话，后续的论证难免会出问题。
作为社会学的学生，我已经努力试图让自己走下那玄而又玄的神坛，让自己尽量去贴近平实，然而，虽然在语言叙述和思考方式上做了些转变，但却觉得自己还是浮在半空，上不去、下不来，有点尴尬，但我心里知道哪里才是归往之地，今后会把自己研究的出发点放得更低姿态一些。
再者，是读书时要保持深刻的警惕性，知识本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有时却可能陷入别人的知识体系而不自拔，跌落进学术陷进中而不自知。这典型的表现在对萨义德和吉尔茨的理解上。看了《东方学》觉得从民族情感上讲是非常有共鸣的，原来那个静止的、麻木的、落后的东方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西方眼中的东方，这种建构与更深层次的话语权力有关，这是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霸权，在看透西方对东方的不恰概括与文化的多元合理性时，东方似乎有了反思的能力与反抗的依据。
然而在这套话语中，却无形中预设了两个陷阱。第一是将真实的东方抛开，进而滑进话语的空洞分析之中，也就是黄老师说的，在萨义德眼中：“一切都只不过是话语，没有所谓的真实可言。”没有了真实感，就只能形而上似地争论，除了解构，对于真实世界的指导是很有限的。幸好，我个人没有放弃求真意识，虽然也赞同多元和真实相对性的解释，但没有走进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不过在我所接触的同学中，还是有一定比例的虚无主义倾向的，尤其是面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虚无似乎成了一剂良药，很多人在虚无中得到了解脱，但这种解脱不过是自我麻醉而已。真实还是真实，“是”“非”自在人心！
第二是落入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论中。像“本土资源论”，就是在论争一个真实的东方，但却在自我确立的过程中，走向了中与西的二元对立。使其自身构建起来的东方也不在是真实的东方，近代近百年的中西交流，已始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些变化是较为根本的变化，所以不能再单独从东方的想象来建构东方。因为无论是西方建构的东方，还是东方自身建构的东方，其间都是有偏颇的，有时就在自我隔绝的过程中，使抗争结果与目的相违背，反而使得抗争的努力落入了西方中心的窠臼。中西之间肯定存在很多差异，但也不必要一定去把两者划分得泾渭分明。中西交融已是既成事实，不以人们的喜好和抗争而转移。
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我个人一直希望在中西之间能够有所区分，在情感上对东方的传统与事物有着一种难言的迷恋，尽管这土地遭受了百年的苦难，时至今日还备受诟病，但在我心中这里有过最先进的制度、有着璀璨的文明、也孕育着新世界的希望。这种迷恋就像鲁迅对“鬼”的迷恋，也像鲁迅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着某种近似分裂的状态，让我无所适从。这里，要很感谢老师指出了在东西之间的百年融合，指出了苦苦在东西之间寻找绝对差异的不明智，因为我也有那么一点不明智。尤努斯在诺贝尔感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话：“We get what we want，or what we don't refuse.”是啊，接受我们想要的，或者是我们不能拒绝的。东西已经互有通融，全球化的程度也在加剧，这是不能拒斥的，虽然心中仍有对那份纯粹的向往，但面对现实时，还是要让自己扎根于最基本的真实情境之中。
与此同时，民族自强尤其是文化自强是个艰难而困苦的过程，其中的方法与表述都十分关键，在对话语进行分析之时，在寻求存在的凭证时，真实感与历史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把握前进的方向。萨义德是一个缺乏真实感的人，吉尔茨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人，他们对于解构霸权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缺陷，这使他们不能做出真正的有所突破。因此，立足现实之中，带着真实感与历史感去做研究，应该成为我这个要做历史社会学的人的基本素养。
能够在研究起点与方法上获得更明晰的指导是件非常可喜的事情，不过除了在方法上的明确与误区的纠正以外，脑子里又浮现出新的问题？
例如表达与实践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本身，是不是又一是种实践的逻辑，表达能否被看做一种实践的形式？中国充溢着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形成这种背离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既有结构中俱暗含表达与实践背离的基因？在法律领域，其实贯通性的法律思维是实用道德主义，而实用道德主义似乎又不仅是法律里才有的实践思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着实用与道德的双重要求。如果说道德传统与儒家相关，那实用是不是与法家相关，这恰恰与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关很好的契合，因为它本身就是儒法并用，以儒家的理念教化子民，而以法家的手段来规制社会失范。
据此说，那是否可以追溯说表达与实践的根源与儒法的文化传统有关？而这两大传统又是中华帝制的基础，那是不是说中华帝制的政治模式里就包含了这样的表达与实践的张力？而作为文化传承与政治延续，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就够成了中国官方日常实践的一个基本形态。总之，我最关心的是看似奇怪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与统一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再者是言行一致的要求是否合理？亦即在表达与实践含混状态中所促成的结果与表达与实践一致促成的结果会有何差异，哪个效果会更好？因为“说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合起来又是一回事。”这个合的过程和效果是我很感兴趣的，可又知道该如何去追溯。
还有更艰巨的挑战是，布迪厄已经在丰富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取得重要的突破，追寻他的脚步，我能做什么？
总之，当我再返观这门课的时候，发现她不单是在讲读书的方法，即如何抓住文章的核心论点、经验证据，怎么写对日后有用的读书笔记，而更是在讲做学问的方法！课程阅读书目是精心策划好的，可以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基本的阅读训练，同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对照几种研究方法，恰亚诺夫、舒尔茨、韦伯、萨义德、吉尔茨、布迪厄，他们各有各的研究路数，能走多远、能做多宽，与研究方法的选取不如关系。所以，突然觉得如果研究的进路选择错了，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