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这个“第三只手”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它不是一个在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之上，被想象为促使市场经济自律以及最优化的那只手；它也不同于国家为了完善如此的市场经济，而做出各种干预的第二只手。它的经济主体是国有而不是私有企业，但是，它也不同于其前的国有企业，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企业的利润，而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它既挑战又借助于其他企业。它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它的行为并不像一个垄断企业，因为它必须和其它两只手竞争，并且不仅和国内其它地方，也要和国外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唯有在那样的竞争下成功地推进经济发展，它才有可能成为中国全国性的模式。也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经济现实下，把公平发展建立为一个实在的选择。由于重庆“试验”的实例，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可供观察和正在演变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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