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总结

李源

（北京师范大学）

黄老师的研修班将我引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三年之中我接触到的狭窄的史学圈子的新领域，这是我在本科期间收获最大的一门课，而且我也相信这门课所给带给我的将是整个理念的改变与思考问题方法与视角的转型。在“法律、社会与经济：历史与理论”研修班上，我不仅能够有机会聆听黄老师对自身理论、研究方法与现实关怀的表述，同时我还接触到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极大地展拓了视野。这门课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在于提供了一条可资深入学习的连接理论、经验研究与中国实际这三个很难结合部分的道路。对本门课程具体的心得如下，

一、阅读理论应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

1、多元地接触理论，去意识形态化地阅读理论，认识到理论背后的政治含义：黄老师课程教授的我们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阅读方式，所选取的书目非常成功地让我们接触到了包含了人文与社会科学框架在内的各种政治派别的立场与观点。从在政治观念上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舒尔茨和在思想倾向左的布迪厄到在方法上对立的作为形式主义社会学家的韦伯与作为实体主义代表的恰亚诺夫，还有在西方影响很大的反思性后现代理论思潮，以及汪晖老师为代表的在当今政治领域十分活跃的新左派对西方思潮和国内左右翼的批判，这些理论的涵盖性和多元性为了解当今人文与社会科学各种理论与方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一学期在黄老师的引导下，我们所阅读的著作不仅在方法上涵盖了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多个维度，而且也接触了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一上下左右多个维度的理论阅读为我们今后的学习提供了重要的批判视野。这样，通过读理论，我们不仅能够逐步破除自己的无知状态，慢慢梳理正确的政治意识，同时也能逐步树立一种自我的判断力，反思自己以前认识的不足之处，不至于人云亦云。

2、从关注实际出发从事理论与经验研究：目前，国内历史学研究最大的问题主要有两个，这也是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一方面，一部分学者与学生拒绝、排斥理论的使用，认为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应该是分开的，这样就形成了国内史学界长期处于理论匮乏、经验研究过剩的局面。一部分人借理论包装自己，另一部分人则完全拒绝任何理论。这一保守的氛围非常不利于中西方对话，更何谈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建立。可以说，拒绝接触理论的结果最终只能是被最坏的理论所控制。另一方面，国内的史学研究严重地脱离实际，不能不说有些反动。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兴趣出发来研究某一个问题或领域，并不与现实连接甚至刻意地拒绝联系现实。这样一来历史研究便成了无用之学，成了对社会很少有意义的贵族式关怀。在黄老师的班上，我第一次清晰地反思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并且，在拜读黄老师的作品及各派理论的过程中真正找到了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结合的办法。（详见第三部分）

3、反思主流学术话语体系，正视西方话语霸权，力求建立中国学术主体性：当前中国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被西方正在流行的新文化史模式所吸引，从事对“地方性知识”的阐释与话语分析，脱离实际。社会科学则面临着和历史学完全不同的问题，即新制度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思想长期占据主流学术体系的局面，一个表现是大部分学者与学生过分迷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西方法律的形式主义外壳。这两个现象的共同本质在于移植西方理论时不佳批判地吸收与挪用，完全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控制之下在中国从事“海外中国研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一方面正确地分析西方研究背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思考其积极与反动的两方面。在对中西方理论与实际都有了深刻体会之后，再从事进一步的“去神话化”的比较研究。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过程至少应包含下面三个方面的过程：第一，要了解西方理论的来源，并对其进行历史化，分析其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张力。第二，要正视中国本土该领域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进而分析西方理论在移植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与转化。第三，要明确中国本土该领域在话语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分离与抱合，寻找出中国自身的实践逻辑。

二、运用理论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1、运用理论的前提是精确掌握：在班上每讨论一本书之前，大家都会在黄老师的主持下将理论“摆在桌面上”，用三句左右的话将其中心论点和理论框架总结清楚，这样讨论下去才有意义。

2、警惕运用理论的误区：理论既可能是有用的工具，也可能是伤害自己的武器。卖弄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分析问题，反而可能得出很多严重脱离实际的结论，甚至使结论空洞而无意义。

3、理论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运用理论或应将其作为对手，或将其为我所用：理论既可以作为对话的对象，也可作为辅助建立自身理论的工具。运用理论的最高境界是将其运用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其实而忘其形，充分利用理论的分析模式与阐释方法而非具体的结论与观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三、从实践出发的研究方法

1、从经验材料出发提取中层概念：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建立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在这一工作最终完成的过程中，大量来自于中国实际的中层概念就显得尤为关键。正确的提出中层观念应该包括如下步骤：首先要选择一个自己关注的问题，在理想情况下，这一问题应该是一个中国现实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并且有着相当长时期的历史延续性与未来的发展空间。从关怀这一问题出发积累大量的从古至今的经验材料，在这一基础上或借助理论或将其作为对手打出自己的中层概念。只有这样，理论才能派上用场，也只有这样借助经验研究所得出的比较可靠的概念才对于中国实际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研究方式归根结底是要从实践出发，打破理论框架的束缚，并且最终还可以回归到现实中来，与完全脱离实际的历史研究不同。

2、关注表达与实践的背离：话语层面的表达与实践领域的逻辑之间的背离是中国的特殊性所在。在中国的政治领域，话语层面的表述与现实中的运行规则之间常常是相互悖离的。二者的分离与抱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实践逻辑[？]。因此，在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就要主动地建立起这一二元对立的思维，同时利用经验研究将具体实践历史化，这样才能真正有助于单纯借助形式主义的分析模式，得出不切合国情的结论。

3、超越左与右：研究过程中最困难的一步是打出自己的概念。单纯地依赖马克思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都将囿于二者的分析框架之中。只有超越左与右的概念，对话而非挪用的研究方式才能走出一条真正打破各种神话的概念。

在这匆匆过去的十几周里面，几乎每一周我都被一些完全新鲜的观点与分析视角所震撼着和冲击着，旧有的认识体系被一次次地冲刷着、重组着。这一过程颇似近代的中国，在这一次次痛苦地反思与重构之中视野也最终被打开了，对于本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重新确立了起来。我所学到的不仅是来自各个方面的理论，还有对现实的关怀，对各个不同学科的接触，最为重要的是，在其中我得到了如何能够连接理论、现实与经验研究的真经。我于是常常思考，一个人的人生的确是讲求际遇的，假如这一学期我没有接触到黄老师还有班上的同学们，未来几十年的我是否依然在考据和空洞的理论中挣扎？是否绕来绕去，理论与实践仍然是脱节的，历史与现实仍然是毫不相干的？

在抱怨自己过去所接受的教育失败之余，我必须要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自己对黄老师的崇敬表达出来。黄老师所面对的是一群充满悖论的学生，一群在西方话语和现实关怀之中反复求索的学生，感谢黄老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与循循善诱，为了中国学术下一代的成长，黄老师的付出远远超出了大部分常以“爱国”、“民族”标榜的本土学者。由衷希望黄老师的研修班能够长盛不衰，未来的学子生生不息，把建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接力棒代代相传。

李源

2010年冬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