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金融危机导致2000万农民工失业，其中大部分返回农村，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农民工失业所可能引发的严重问题。西方人士本来以为2000万农民工失业必引发中国社会的危机，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崩溃，但正如过去西方一再预言中国崩溃，中国却一直保持高速平稳增长一样，这次失业农民工平稳返乡，中国社会仍然和谐，再次让西方预言落空，也再次让西方人失望了。

之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可以保持高速平稳的发展，并能有效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为什么西方最近二十年一直预言中国崩溃，却次次出错？这都与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有关。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是指相对集中和发达的城市与相对分散和不发达的乡村这样两个不同部分所构成的中国整体。有人夸张地说中国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方面来形容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有体制性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户籍制度管理，户籍制度的核心是背后的福利，比如城市户籍往往是有较好的福利保障，尤其是具有在城市就业的优先权，农村户籍是很难获得城市户籍福利的，但农村户籍也并非就什么保障都没有，至少，农村户籍人口，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所在村社集体获得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可以有一块宅基地。分田到户以后，可以分到一块自主经营的土地。等等。

在改革开放之前，城乡之间是相对分开的，是身份性的，即农村户籍人口是不可以随便进入城市工作的。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大量农民开始进城务工经商。到了 19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城市制度变革，城市户籍本身所包含的福利开始减少，户籍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逐步脱钩，国家也不再为城市户籍人口优先安排工作。城市户籍的商品粮户口也因为粮食自由流通，而失去意义，商品粮在1990年代取消。城市户籍含金量减少，一些地方开始放开城市户籍，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中国相当部分地区推行蓝本城市户口，即若农村户籍人口交一定费用，可以通过自办商量粮而获得蓝本城市户口。

到2003年，因为孙志刚事件，国家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到最近几年，国家为进城农民办暂住证的工本费也已取消。农民进城的体制性障碍在最近几年已大为减少。农村户籍人口自由进城已不是什么问题。农民进城的体制障碍越来越少，并非农民就可以轻松进城及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因为在城市生活下来，必须要有足够的收入，要有地方住，及必须要能养家糊口。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运气好的可以挣比较多的钱，或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稳定的就业和收入，可以让进城农民在城市买房，可以在城市安家，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及可以做一个体面的城市人。但从目前中国情况来看，进城农民中能有这样好运气的人相当少，其比例恐怕不足进城农民的10%。

还有90%的进城农民，他们一方面在城市务工经商，一方面还要依靠农村的土地来养活父母。这样的农民家庭是依靠务农的收入再加上务工的收入来维持一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具体地说，这个农民家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家务农，务农收入提供一家的温饱之需和日常支出，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收入则成为家庭中购买奢侈品或用于发展的收入。这90%的进城农民家庭，他们因为父母仍然在家务农，有务农收入，而农村消费又比较低，他们才可以获得超出温饱的体面生活。若仅仅依靠城市务工收入，他们无力在城市购房，更不可能将年老的父母接到城市生活。这样看来，90%进城农民其实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城市人，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收入条件。他们只是城市的过客，——虽然国家统计局一直以来都是将这些进城农民工统计为了城市人口。

目前这种不是体制障碍而是收入障碍将农民挡在城市以外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种软性的二元结构，而不是之前的刚性二元结构。这样一种结构就不再只是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来消除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二元结构是与中国发展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二元结构。

具体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一定必然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仅仅相当于欧美日的1/10左右，而中国产业集中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大都是低端的高竞争、低利润的产业，所谓“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中国产业无法为企业赚取高额利润，无法发放工人比较高的工资，甚至无法足额交纳国家税收。国家无法收到高税，也就无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拿不到高工资，也就不敢也不可能高消费，而没有高消费，也就不可能有可以大量吸收就业的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发展，进城找到工作的机会就有限。等等。一句话，在“中国制造”还没有变身“中国创造”时，中国就无法从全球贸易中获取更大利益，就只能在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交换中输出利益（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在高端的低竞争、高利润产业中）。当然，中国仍然是全球化中的获益者，这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秘密，这个秘密的核心就在于，相对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更为廉价且素质相当高的劳动力，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能从全球贸易中获取（也许不够多的）利益。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能够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而之所以中国可以有着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高素质且廉价的劳动力的原因，正是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家庭可以通过代际分工来分别从务农和务工中获取收入，从而可以在不完全依靠务工收入的情况下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甚至可以获得超出温饱的还有点体面的生活。或者说，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益的秘密其实正在于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

有人不满意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希望推动农民的积极进城，从而快速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这些人甚至想出通过推动农民土地的永久流转等办法来让农民不可逆地进城。不只是学者这样想，而且诸如成都、重庆等地方政府正在如此实践。但是，推动农民进城的关键在于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地生存下来。即使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买得起房子（假设而已），进城农民离开了土地，也就离开了来自土地的收入。这个进城的五口之家（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夫妻，年幼的子女），父母年老不再能劳动，他们带着孙子在城市生活，年轻的夫妻则在城市打工。城市生活费用高过农村，以前老年父母还可以在农村务农，务农收入可以维持全家温饱及日常支出，现在没有了务农收入，而只能依靠年轻夫妻务工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依靠务工收入，一家人在城市能维持日常生活就不错了，他们显然不再能存下钱来，也再难买得起奢侈品，也很难说活得体面。他们全家进城后，生活质量理所当然会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想一想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城市里都有大规模贫民窟，就不难理解中国进城农民的命运了。大量农民进城且失去土地收入，则这些不可逆地进城农民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就会沦落到贫民窟生活的命运了。这样一来，在城市内就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当前构成农民进城障碍的体制因素是越来减少了，但收入障碍却并未减少。在农民进城并不因此就可以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并能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的情况下，推动农民不可逆地进城，显然是对农民没安好心。有人说政府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保障，但一方面中国财政真有能力为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所需的最低生活保障吗？何况当前中国依靠土地收入的财政，可谓是饮鸩止渴，不可持续。另一方面，指望政府提供的那点社会保障就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只要懂得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120名以后的现实，相信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有一个判断。

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是独具中国特点的城乡二元结构，所谓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并不在体制上限制农民进城，另一方面，若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获得好运气，并感到城市生活过于艰难、辛酸、无根，他们还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乡。可以自由进城，又可以自由返乡，将选择的权利留给农民自己，这正是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的优点。总体来讲，最近10年，农民进城的障碍是越来越少了，但农民返乡却变得困难起来。

具体来说，当前农民家庭收入一般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务农收入，一是务工收入。老年人在家务农，年轻人进城务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第二代农民工进城，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回农村生活，他们从进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做城市梦。他们努力务工挣钱在城里买房，或依靠父母的积蓄买房。他们当然不可能在大中城市买得起房子，他们就到县城买房。但他们即使买得起房子或买了房子，他们的务工收入仍然不足以养得起自己的家人，甚至无法维持自己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因此，这些进城的年轻人让父母在家种地，他们带子女在城市生活。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也就不仅不用养育父母，而且父母种地的收入还被拿到城市供年轻人消费。这样就出现了新的依靠代际转移进行的城市对乡村的剥削。

年老的父母正逐年老去，住在城里的年轻人也正逐年失去在城市务工的年龄优势。一旦年老的父母不再能从事农业生产，已经中年的进城农民又越来越少城市就业机会，这个时候，他们是否还回去及是否回得去？回不去，则在城市的生活就很艰难。回去？心理成本又是相当地高。

以上只是从心理成本上讲的。如果终究在城市生活得艰难，而农村还仍然能回去，那就回去吧。回到农村也就是回归自然，回归清净，回归家乡，也是回归可以有点体面与尊严的生活。只要回去，就不会太差。

问题仍在，他们还回得去吗？

在推动积极土地流转的背景下，在资本积极下乡的背景下，在要尽快消灭小农经济的情绪下，以及在农村村社基层组织快速瓦解，小农生产越来越困难，及媒体一再制造农村土地应市场化，宅基地应市场化的舆论下面，在学者一再论证农村要素市场（主要是土地）必须流动起来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土地，从而失去家乡，他们进城以后也就不再可以选择返回家乡。他们进城失败，就只能到贫民窟去生活。我们知道，在当前“中国制造”的背景下面，进城农民真正可以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从而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来的只可能是少数，大多数进城农民都会失败——他们左冲右突而终究要失败，这个时候，城市内规模巨大的贫民窟就是必然的了，城市内的二元结构也就是势所必然了。

城市内的二元结构相对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择要有三，第一，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是建立在农民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是没有选择空间的。

第二，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户家庭是有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从而可以维持超出温饱生活水平的。且五十、六十岁年龄的中老年人进城务工没人要，务农则是好把式。农业生产也是人的一种权利。劳动在很多时候不只是为了收入，而且是内在需要。闲得无聊是相当糟糕的事情。

第三，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民提供了广泛的自由选择空间，从而可能将各种矛盾分散到广袤的原野上去，而城市内的二元结构是在相当有限的空间内聚集了大量人群与矛盾，矛盾不仅难以化解，而且可能激化，不可控。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可以为农民提供进城和返乡的自由选择空间，从而使得一旦城市出现问题（无论政治的、经济的，也无论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进城农民都可以退回农村居住，正如这次金融危机的情况一样。农民有地方可退，也就缓解了城市的紧张空气，从而使中国可以有效应对危机。这可谓是以空间来换取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宝贵时间和时机。

同时，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即使仍在农村的农户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而生活得比较富裕体面，且这样的收入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无论缺少了哪一笔收入，农户家庭仍可以维持温饱，总不会出现同时失去两笔收入的情况吧！这种总是可以获得维持温饱收入条件下的小农，其实是这个社会中最保守也最为稳定的小农。中国目前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人口约为九亿。九亿农民稳定，中国重心就稳，只要重心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即使遇上惊涛骇浪也不足俱。即使有一些政策失误，也不会致命而还有调整空间合回旋余地。

但若政策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的根基破坏了，我们将九亿农民这个重心破坏了，则中国现代进程中，即使细波微澜也可能成狂涛巨浪。

理解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就可以理解西方预言中国崩溃论为何次次落空的原因。理解了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才可以在制定农村政策时不犯想当然的错误。

令人焦虑的是，当前的农村政策似乎正犯着想当然的错误。

2010年2月3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