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    高原

从北京回到上海已经一个月了，我仍然常常想起研修班上黄老师和同学们的身影。黄老师对学术的追求和热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不停地激励着我，不使我懈怠。如果说自然科学尚且可以为学术而学术，那么社会科学，以我之见，则无法与一定的责任感相切割。学术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智力的愉悦，而且是对自我的反思，对那些可以带给我们光明的东西，对那些可以将我们坠入黑暗的东西，进行反复地考察与思索。只有这样，所谓的学术，才能将学者个人的体验与我们这个民族艰辛的历史融为一体。

黄老师不遗余力倡导经验与理论的反复连接，不遗余力强调需要从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去提炼最深刻的理论概念。这两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过有谁组织过这样的词句，这样清晰地指明真正的学术所应具有的那种品格。我想，较之具体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更为珍贵的，是黄老师为我们展示的这种学术品格。同时，我也从具体的理论学习中受益匪浅。除了黄老师的著作之外，让我感到非常欣喜的是接触到了恰亚诺夫、韦伯和布迪厄的作品。而且从汪晖老师的四卷本那里，我则领略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和"历史化"方法的威力。

研修班上讨论的这些具体理论，以及经验和理论反复连接的研究方式，无疑需要我们大家不断地体会和运用。而除此之外，我想，研修班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从事学术的目的是什么；重新思考我们学术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重新思考，为了研究这个对象，我们需要的概念和理论又应该是些什么。

坦白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部分概念，都起源于而且成熟于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欧。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真空中重物必然下落，这对于中国和西方都是一样的。因此在本质上，自然科学不存在所谓"本土化"的问题。但是社会科学则不全然如此。亚当斯密通过考察英国的经验得到的经济学结论，能完全普适于中国吗？韦伯立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社会学概念，又能适用于中国吗？我想，社会科学考察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无法把构建普适性的"真理"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黄老师提出的"规范认识危机"，已经极具洞察性地指出了社会科学不存在普适真理的基本事实。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一套内涵和外延均清晰，自洽，而且能够自由类比和转换而不损失信息的概念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和经济史中一系列起源于西方的概念，比如：市场、商品经济、交换等等的内涵，都值得我们将其放置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再次检视。这些概念之间的组合以及因果关系，也必须重新检视。黄老师的工作，就非常清晰有力地指出，在中国的乡村，商品化不一定会导致农村社会的质变。这一基于经验材料的论断，已经颠覆了亚当斯密基于英国经验得出的结论。而斯密的结论，长期以来都被奉为经典，几乎不容置疑。

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难像西方学者那样以一种优雅闲适的姿态来研究"中国学"。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不是一个带来无数美妙体验的异域，不是一个可以随时把玩的宠物，也不是一个用以挣得声名的名利场。中国的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所谓"现代性"到底意味着什么？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与变迁，中国的社会究竟发生了哪些转变，这种急剧的转型又将在未来把我们引向何方？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关系到我们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像一股洪流裹挟着我们。通过研修班的学习，我逐渐意识到，或许，解答这样一系列问题，才是社会科学应当关注的。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唯一的途径是黄老师所提倡的从经验事实出发进而提炼概念的学术进路。因为西方学术界并没有给我们准备好这些答案，我们只有从基本的事实出发，去寻找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自己的解答。

在这篇小文的末尾，我想引用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的几句话：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于荒寒者乎？"1907年，鲁迅先生写下的这些话，至今仍令人汗颜。引用这些话，希望能和研修班的同学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