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正处于婚恋黄金期的青年农民进城务工，这一庞大的城乡流动人口，不仅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影响着城市和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微观层面上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家庭婚恋模式、生活方式、消费价值观念等。其中他们的婚恋问题也逐渐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80后的务工青年从农村熟人社会步入了充满流动性和陌生感的城市社会，对于处在婚恋阶段的年轻群体来说，进入城市后所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恋爱观，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他们传统的婚恋观念和婚恋行为，并且他们也逐渐参与到了一个以自由恋爱为主流价值观的现代陌生人婚恋场域，脱离了以婚姻介绍为依托的传统熟人婚恋场域。这两个婚恋场域各自有着不同的实践逻辑和惯习，且参与者之间的资本占有不同，分别围绕着城市和乡村社会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结构体系运行着。这些年轻农民工"在场"的条件是自觉地主动地接受城市的婚恋观念和婚恋行为，正处于婚恋期他们最易于接受城市的自由恋爱观，从而进入城市陌生人的婚恋场域，这就是"在场"。但是在这个场域中他们属于资本匮乏者，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又处于经常地城乡流动状态中，有鉴于种种制度不平等和资本占有分配不均，他们又经常处于"缺场"状态，并最终退场。由于场域中的惯习和实践逻辑可以影响到场中的每个参与者，而农村务工青年又同时受到这双重场域的交织影响，使得当前农村青年的婚姻模式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并成为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婚恋场域中的传统婚姻模式
场域是贯穿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各种层面的一个核心概念。布迪厄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虽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存在，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场域就是个体处于其中的特定网络或结构空间，场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构建，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主化过程后才逐渐形成的产物。而且场域是充满力量和竞争的，场域中最活跃的力量是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符号象征资本。
数千年前，农村就形成了以门当户对、着重地位财产、家族势力等为核心资本的传统婚恋场域，要求子女遵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介绍的方式，这是这个场域中的实践逻辑。几千年来，农村的婚姻都是如此操办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繁杂的婚姻程序，而且费用昂贵，据计算现在农村男方家庭娶媳妇平均要花三万多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结婚如同盖房子一样，属于花钱的大事。而且这种婚姻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1929年至1930年国民党颁布的新民法典中改变了传统清末修订法典中的关于男女结婚的规定，即"结婚从来没有被期望为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不管男子还是女子"。在民国新颁布的婚姻法完全否定了这条规定，而改为："婚约应当有当事人自行订定。"这就在法律制度上确定了男女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原则。[1]但是由于传统婚约的实践惯习的存在，使得现代绝大多数农村子女结婚都是需要有中间人介绍对象的，然后可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性。尽管相较于传统社会的结婚程序有所简化，但是基本的步骤一直保留至今。
这一系列的传统结婚礼仪和程序保留至今，既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个传统婚恋场域中的实践逻辑，其中强调门当户对的惯习发挥着重要作用。惯习就是一种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行动者的全部决定因素，具体表现就是那些寻求资本量相近或更多的家庭结为亲家的行为倾向。它多出于对家庭、家族财产的维护和自我生活维持等实际生活的考虑， 较少以个人爱情或偏好来衡量。在这一偏好影响之下，绝大多数家庭要在熟人场域内建立联姻平台，更具有地方化和区域化特色。
惯习和场域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制约关系，场域构造了惯习，这是一个场域的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认识的构建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在其中使得个体的能量为之投资。场域中力量的较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男方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量，以及在本地所拥有的象征资本等，越是富裕且家族势力强大的家庭就越是可能娶到有钱人家的女儿，或者貌美有才的贤惠女子，这是场域中的基本逻辑和规则；另一方面女方家庭本身无需太多经济资本，女方家庭口碑、操行好，也拥有竞争优势，暂且说这也是资本，往往比贫穷的男方家庭有更强的选择性。这个场域中除了资本的较量外，也存在性别比失调的基本现实，女方本身就是一种角逐的资本。作为两个家庭联姻的婚姻模式, 父母有着绝对话语权和支配权。因此衡量对方家庭资本状况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比如对方生活水平、财产情况、对方父母在乡村中的地位、口碑、以家族和亲戚为主的社会资本状况，以至亲为核心的社会资本占有重要地位等。此外, 以发展潜力为主的个人资本也很重要，学识、人品和挣钱能力成为衡量个人潜力的最直接标准。两个年轻人结合的本质就是两个家庭的联合,通过家庭结合, 双方都在扩展着彼此的社会资本。;
可见这样的婚姻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的感情因素，或者说基本可以忽略感情，只是两个家庭的联姻和社会资本的强强联合。这种场域存在的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个场域建立的婚姻联系具有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是适合传统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性联姻。
城市婚恋场域的现代婚恋模式
布迪厄强调在场域和惯习的关系中，历史因素不能排除在外，同一场域随着社会变迁会发生惯习的一些变化。近30年来，我国社 会结构正处于急剧的转型转轨时期，城市化、工业化相伴而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体现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其中还有包括人们的实践逻辑的转变，如择偶惯习的改变。在城市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熟人婚恋场域相对应的陌生人婚恋场域，这个场域相对于传统场域有着独特的运作规则和逻辑，场域中的每个行动者遵循一致的行动惯习和实践逻辑，这些惯习又不断地形塑场域的意义。
在传统熟人的婚恋场域支配下，婚姻花费比较重，不是所有农村家庭都可以承受的，而且只有在拥有比较稳定关系网络的传统社会中，婚姻介绍才有了社会基础。但随着农村婚恋期青年人外出进城打工，接受的新观念和新行为对传统社会习俗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城市中的个人自由取向、自由恋爱风尚和容易交往异性的大融合环境为他们寻找婚恋对象提供了更多机会, 婚姻地域和交往群体范围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样，在城市相对陌生人组成的场域中, 频繁的流动和地区间的交汇融合, 增加了大量交流沟通机会, 为农村青年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婚恋场域。对于处在青春期和成年期的农村青年来说, 城市场域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在这一场域尝试自由恋爱, 甚至走进婚姻。这一充满自主性和自我感、以恋爱为中心的婚恋场域就迅速地扩展着。
在陌生人婚恋场域中，青年农民工由于其处于农村与城市的交接, 是"游离于乡村的城市过客", 因而其择偶标准既不同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 又不同于市民, 与老一辈农民工的传统思想也有差异, 还夹带着市民的现代性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他们认为距离不是问题，关键要感情好，但是农民工的恋爱范围又是很有限的，基本都是围绕在城市农民工这个大的社会群体范围内，小到他们一起打工的那个厂房里；其次是恋爱的自主性增强，是自主认识，自由恋爱的，不存在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双方是建立在相互了解基础上的感情交往。第三，恋爱双方恋爱的动机是婚姻，同时对于婚姻违规的宽容度增加了。第四，恋爱双方共同承担费用，从而减轻了男方家庭的负担。最后，双方家庭的干涉和影响力减弱，尽管家长们，尤其是女方家长会持排斥不赞成的态度，他们普遍希望子女在老家附近结婚，以符合传统场域中的两大社会功能，即扩大双方社会资本和保持婚姻的稳定性。所以从另一方面说陌生人场域中的婚姻联系具有很大的潜在危机和不可预知性，也没有比较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
处于这个城市陌生的场域中，行动者就要遵循场域中的惯习和实践逻辑，在场域中，行动者拥有的资本量决定了他们在场域中能否占据有利位置，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本，资本既是场域中竞争的手段工具，又是竞争的目标。那么在这个场域中，市民阶层的资本占有量（如市民身份，稳定的工作和拥有城市房产等）远远大于农民工阶层，从场域惯习的视角出发，他们的择偶标准是趋于寻求具有相同、相似的身份地位、家庭背景、经济收入和兴趣爱好以及价值观的城市人，这就排除了农民工这个群体，也就是说城市的婚恋场域依然是以市民为主体的，他们是时刻处于"在场"状态的。那么农民工群体的绝大多数只是说受到这个场域惯习的影响，特别是在形式和思想观念方面的接受，基于他们的"身份意识"和自卑情结，他们的行动惯习依然是在更大范围的农民工群体中进行择偶的，因为这个群体中的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经济水平，特别是这种处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泊的无根状态。而且即使这些农村青年恋爱后走上了婚姻这条路，他们依然会选择回到老家去操办婚礼，在农村办酒席。因为他们相对于市民的完全"在场"，他们的婚姻是处于"缺场"的状态。他们没有取得场域中的资本优势，或者基本没有资本，他们无奈之下，又重新回到了农村场域中。
城市婚恋场域中资本运作背后的社会不平等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强调场域内的力量冲击和竞争，行动者在场内凭借自己所占有的资本量与其他资本拥有者进行动态的博弈，因此场的边界和范围是变动的；布迪厄也强调不同的场域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博弈，以及彼此场域边界的动态变动，场域之间的竞争表现在行动者在场域中的资本拥有量，如果他的力量不足以在这个场域中争夺到足够的资本，就会被迫"退场"。在这些资本竞争中，经济资本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决定青年农民工"在场"或"缺场"的决定性因素，与此同时，象征资本的竞争力也与日俱增，其中主要是城市身份（户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资本实力。
之所以在婚恋问题上存在两个不同的场域，而农民工群体之所以徘徊在两个不同的场域之间，而无法真正退出或进入农村婚恋场域或城市婚恋场域，这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的--城乡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我们需要从布迪厄的场域运作的资本量不平等视角分析，布迪厄场域资本理论中包括三大资本即经济资本（现金收入、固定资产和福利待遇等）、文化资本（个人素养、文化学历水平、家庭"教育等）、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家族势力等)以及象征资本（户籍、城市居民等）。考察一下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在城市婚恋场域中资本占有量，分析农民工群体之所以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真正社会原因。
首先，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占有量少,这是决定性的资本竞争力。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资源匮乏的人口大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不仅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益低下，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同时城市社会现代化发展加快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这样一个"城乡推拉理论"的引导下，形成了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大多是受过初等教育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农村他们是社会的精英，进城后他们成为了城市社会的底层劳动力。从事着最苦最累最脏的工作，由于缺乏利益保护机制，生存在最底层的他们收入低下，缺乏基本的福利待遇和基本的保障制度，在城市社会中他们的经济资本占有量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城市工人不仅工作环境、收入水平、福利待遇优越于农民工，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远远高于农民工，他们是真正的工人阶层并且拥有市民身份。
其次，青年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占有量。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绝大多数是文盲和小学文化，在第二代农民工群体中，有相当部分是初中文化水平，他们在农村社会已经处以精英阶层，第三代的农民工群体有很大比例是高中文化水平。纵观他们所拥有的学历水平和个人素质一直处于上升水平，农民工整体的文化资本量在提高，但是由于本身的经济资本占有量有限，他们的孩子无法立足于城市教育场域，而国家的教育资源又明显的向城市教育场域倾斜，农村的教育质量低下，教育资源缺乏，这种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平等分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文化资本的提升。而城市居民在文化资本的占有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正是基于这种优势，他们又可以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优势，从而在场域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第三，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占有量。在农村，社会网络发展完善，从古代的保甲制到人民公社，再到现在的村社组织，都体现了农村社会联系上的紧密性，这是一个熟人社会，乡里乡亲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很密切，社会支持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人经济资本的缺乏。但是，作为进城务工青年当他们离开了农村熟悉的社会关系，进入了城市陌生人的社会，他们是一个孤立的社会个体，他们在农村的社会关系网不能在城市中发挥作用。农民工面临的是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根据自身的实践逻辑他们倾向于形成一个不太稳定的农民工群体网络，以维持他们简单的社会支持体系。这个暂时性的社会联系是随时变动的，而且是缺乏权力基础的，不可能提供多方位的保护作用，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暂时的联系。相对于农民工，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要强大的多，他们可以动用的关系和社会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利用这样的社会资本和权力基础，他们可以找到比较稳定和收入高的工作，可以进入拥有更多教育资本的好学校。
最后，青年农民工的象征资本占有量，这种资本竞争力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所谓象征资本是有关系网、荣誉/名誉、威望 /名望、信用/信任度等能体现物质和象征力量的资本。户口就是典型的象征资本，中国社会是最讲究身份和人情网络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拉关系走后门，这种资本强调的是符号性而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东西。比如说农民工和市民这两个身份概念，其中包含了很多符号性的东西。对于农民工身份，表明他不是城市人口，文化水平低和个人素质低，没有背景和社会关系，没有群体性的支持网络，因此他们只能从事最累最脏最苦的工作，拿很少的工资，没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若是市民身份表明他是城市户口，有基本的福利保障和社会网络，文化资本多于青年农民工，因此他们可以从事更好的工作，得到更高的收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城市婚恋场域中的两类行动者之间利用本身所占有的资本，以及利用这些资本在场域中进行的竞争。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竞争不是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的，各种资本的转化也是朝着有利于城市居民的这一方，青年农民工在场域中的资本量小，在博弈中很容易就被挤出了这个场域边界。这种场域竞争的结果是城乡社会二元分化体制下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城乡这种不同的婚恋生活。仔细分析双重婚恋场域的运行规则和逻辑，特别在城市婚恋场域中，农民工群体无法真正融入其中反而最终被迫退场的命运，从中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在该场域中这种不平等机制的合法化和理性化过程。
基于大量农村青年流入城市务工，使得他们相应的加入认同了一个外在于且异于传统熟人场域的城市陌生人婚恋场域，这个城市婚恋场域的恋爱观和恋爱行为较之传统场域更加现代化和时尚化，成为时代的潮流。在这个场域中，这些年轻人认识到婚前恋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恋爱中对对方本人的了解也会使未来婚姻有比较明朗的预期, 自我直接选择的增加减少了他们对风险的担忧。大量的交流渠道和机会, 共同的城市生活经历, 使他们相处的成功率比较大, 从恋爱走向婚姻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而且该场域为那些家庭条件不好、婚礼代价高的年轻人开辟了新的婚配途径，它成为了弥补农村婚礼中因高昂费用所形成婚姻困境的一种调节机制。这些正在影响着农村年轻人的婚恋模式。年轻人在选择对象时, 也在不断考虑长久生活的可能性和即将为此付出的代价, 这一婚恋场域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但是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这一城市场域的形成并未达到替代原来农村熟人场域的婚恋模式的目的，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农村务工青年是无法在城市扎根下来的，他们尽管长期在城市打工谋生，但是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工"，农民是指他们的身份户籍，工是指他们所干的职业，这样一个特殊尴尬的模糊身份是无法被城市真正所容纳的，他们等到若干年后还是要回到农村老家的，城市的户籍和福利制度是排斥他们的，这是二元机制的弊端。正是基于这样特殊的制度和特殊的身份，他们暂时处于城市婚恋场中，以他们自身所拥有的资本进行着博弈，他们的博弈范围仅仅是局限在农民工群体。若干年后，他们和恋人的最终选择是回到老家结婚（包括远嫁现象），或者只谈恋爱不谈结婚。因此大量的农村务工青年是不可能避开这双重场域的制约，既不可能完全脱离农村传统婚恋场域，又不可能真正融入城市现代婚恋场域。
徘徊于这两种场域下的农村务工青年所无法摆脱的两种恋爱模式，一是离乡远嫁，所谓远嫁就是女方随男方嫁到男方户籍所在地的现象，女孩远嫁并不为女方家庭所倡导, 出于现实生活和亲情考虑的父辈都希望女儿嫁在老家附近区域。远嫁不仅没有一定的礼金和物质保证, 而且女儿一人远离家庭形成与家庭的半脱离状态, 家庭处于无法所为, 增加了婚姻风险,构成了新的无形成本。这一婚嫁模式无疑存在很大的问题和隐患，比如婚姻的稳定性问题，女方流出地的父母养老问题，以及未来有可能出现的留守儿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婚姻的变故和不稳定性，不如传统婚姻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控制性。二是只谈恋爱不谈结婚，这种情况就是在城市打工期间只谈恋爱不结婚，这种恋爱与婚姻相脱离的畸形现象将从根本上不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
对于农村务工青年来说，存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婚恋场域，他们经历一次从农村婚恋场域中暂时退场，然后进入城市婚恋场域的"在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恋爱观、婚姻观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都会发生很大转变，逐渐接受和认同了城市场域中的惯习和规则，并遵守该场域中的实践逻辑参与到场域的力量竞争中，但是在这个场域中，由于他们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缺乏，同时，他们的恋爱交往行为仍然受到他们以往行为惯习的影响，即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实践逻辑和惯习，由于农村生活相似的背景，一起打工的经历， 所能选择的对象往往来源于相似的阶层, 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此婚姻的结合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 反而由于家庭联系的脆弱, 降低了家庭之间的社会资本积累，加之自身相对薄弱的能力, 在城市的底层地位, 留在城市的难度,这些都使这一暂时性婚姻场域比熟人婚姻场域增加更多额外成本。选择层次同一性产生的问题, 时间越长越能显现出来, 直接影响着走进城市青年的婚恋行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村务工青年最终又退回到农村传统婚恋场域中，寻找婚姻的最终归宿的根本原因。
场域中的制度背景（经济资本的主导作用）
既然进城农民工已经参与并接受认同了城市婚恋场域的实践逻辑和惯习，而且认同城市现代的恋爱观念和恋爱行为，那么为什么在场中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竞争和博弈后又要被迫从城市婚恋场域中"缺场"呢？分析青年农民工的几经波折的"在场"和"缺场"，深层的原因是基于我们国家的这种资源（资本）分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惯习的影响，是农民工群体自身无法克服和摆脱的制度原因。
从资源分配制度的角度，我们国家的城市和农村是隶属于不同层次的分配格局。首先，从福利保障方面，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以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为目标群体的，特别地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城市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等。这种城市的保障制度是无法覆盖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农村的保障问题依然是依赖于自己的一亩二分地的收入。其次，从教育资源的分配方面，城市拥有最好的教育硬件设施，最优秀最完善的师资队伍，最完备的教育系统，特别是城市的高等教育占据绝对的地位，是国家教育资源倾斜的重点。但是，农村的教育投入相对于城市的投入还不及九牛之一毛，农村的教育硬件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农村教育软件的问题呢？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是农村地区长期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农村地区本身的经济条件差，国家教育投资不足，所以很少有人会回到农村，师资缺乏限制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总之这样的恶性循环不从根本上打破，教育平等化只能是空话。最后，从公共物品的占有方面，城市的历史博物馆，大型剧院，少年宫，妇幼保健院，大众公园、游乐园、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大型购物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从物质到精神都满足了城市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这些农村里都没有，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依然处于空白状态。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一个城市户口就是一个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于一体的资本扩张品，户口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性和象征性的，更多的是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资本。一个城市户口可以让你在城市的生存有保障，可以找到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城市福利和公共物品，可以使你的孩子占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这些对于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来说是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这种户籍不平等也深深的影响了他们的婚恋行为。
简单的结语
在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下, 随着城乡流动引发的民工潮和城市生活观念影响的加深, 农村年轻人的婚恋模式在发生着不断的碰撞和调整。在还尚处在变迁之中的农村社会, 年轻人的婚姻模式一直都在处于新的调整和整合之中, 它对农村社会的变迁走向将产生重要影响。婚姻作为人生中的重要环节, 其模式反映了一个时代群体的生活状态。婚姻在不同场域做出抉择之后又引发社会结构的反弹。熟人婚姻场域也因外部环境和内部思想的变化, 进行了新的调整, 以适应变迁。农村婚姻场域的调整和变迁, 也能反映农村传统习俗新的适应性。
从城市场域的宽容度和接纳性来说，它并不排斥这些农村务工青年的积极参与，而且为农村青年提供了一个婚前恋爱的平台，为他们提供了认识和了解更多异性的机会，同时传播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和婚恋观念。但是这个场域的宽容度依然受到深层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影响，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背景。这不是农村务工人员可以自己突破的，是我们社会急剧转型期出现的尴尬局面。
反思这一社会现象，运用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二元婚恋场域。在这种社会制度背景下，城乡的二元分割，不仅仅影响到城乡经济发展的脱节和分化，这种分割状态已经深深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探讨这个双重场域的运作，我们清楚的看到，城市中的市民在任何一个场域中所占有的资本都胜过农民工，他们可以在场域中凭借自己的资本力量汲取更多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对于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来说，本身基于自在资本的不足被迫进城打工，同时由于缺失相应的象征身份，使得他们在场域中始终处于不利的位置。相反地，若拥有市民身份就意味着在这个场域中占据有利位置，相对占据更多优势资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场域，我们要破除制度弊端和结构失调，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的资本分配，从而达到场域运行的动态均衡。
[1] 参见[美]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