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中国教育体系的选拔都声称是以个人学习能力和努力程度为标准的公平竞争，然而大量的经验和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城乡教育并不平等。身份因素尤其是家庭出身对教育具有重大影响，教育机会明显偏向于家庭出身较为优越的人。这种优越性甚至是在进入教育场域进行所谓的公平竞争之前就存在着的，并在之后延伸着它无形却实在的影响，它干扰了弱势群体个人能力和努力机会的发挥，使得在教育场域内的公平竞争标准只是一个宣扬的话语，而并不是真正的实践逻辑。事实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客观存在并影响巨大的，尽管它们存在相当程度的隐蔽性。而本文的写作宗旨正是为了揭开隐藏在重重现实细节之下的三种资本与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
笔者认为，城乡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平等造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而教育是获得文化资本的最重要途径，并与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因此教育不平等又会反过来会加剧前三者的不平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种情况若不得到有效的控制，就无法保障所有人都在教育场域内进行平等竞争以实现人尽其才，也无法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和正常的新陈代谢。因此，教育政策必须确立"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原则，通过教育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功能来矫正现实中的不平等。而笔者希望，本文的价值体现在为这一政策原则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持。
一、 现象与数据
1、 初等和中等教育场域中，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足。
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 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 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 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
2、 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城乡区别：农村生源比例较低，在某些热门专业尤其明显。
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卫宏提供的可靠数据：清华大学在1998 年~2000 年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从1998 年的20.8%下降到2000 年的17.6%；在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新生中，农村生源比例也从1998 年的30.9%下降到2002 年的22.3%。从1999 年北京市高考录取情况来看，军事院校和部属院校的城镇生源比例接近90%，而艺术院校生源中，城镇生源比例更是高达99.01%。
据有关研究发现，强势社会阶层子女在"热门专业"中所占优势也非常明显，而工农特别是农民子女则多居于"冷门专业"。对武汉大学和重庆8 所高校及西安11 所高校的调查都显示，工农子女在"热门专业"中的比例都低于其在高校总体中的比例，而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情况则相反，三者相加经常会超过80%，几乎形成垄断地位。
3、城市职业岗位需要相应的教育或培训，而农村转移人员大多不能满足该要求。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7 年的调查显示, 37%的新增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 其中近10%的岗位需要达到中级工以上的职业资格。正因为如此, 农村转移人员只能从事城市人放弃的那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低地位、低收入的工作, 农村转移人员的这一就业现状是农村转移人员相比较城市人群文化资本较劣的结果。
4、与城市职工相比，农村转移人员超负荷的工作时间却获得了较低的收入待遇。
《2007 年中国农民工( 蓝领) 报告》结果显示农民工工资, 37%为800-1200 元/月, 27%为1200-1500 元/月, 中西部地区集中在500- 800元/月，比例占39.5%。超过80%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 小时, 其中10 小时以上的达18%。仅有16.4%每月可以休息5 天以上, 多达55.2%的每月休息不到两天。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06 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21001 元, 月均工资为1750 元, 2006 年1 月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584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平均为5.8元。
上述现象和数据仅仅是当代中国许许多多城乡教育不平等现实的一个缩影，它们并没有涵盖这些现实的每一个方面和细节，而这些零散的调查和数据也不是作为下列本文理论逻辑的充分依据，而只是作为启发笔者思考的一些关注点，在此列出主要是想在展开本文的理论分析前先作一些感性认识的铺垫。
二 、相关概念与原因分析：城乡居民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平等造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
布迪厄根据资本在不同场域所起的作用, 把资本分成三种基本的类型, 包括金钱和物质的经济资本, 包括知识、技能、文凭、风格、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文化资本, 及包括地位关系和群体联系等的社会资本。三种资本都有相应的功能以及各自的制度化形式, 彼此相互联系并可以互相转换。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强势阶层及其子女在享受高等教育上占有优势，而弱势阶层及其子女则处于劣势，这种情况影响了文化资本的获得水平，造成城乡教育不平等。这里的强势阶层主要指城镇里生活较为富裕的家庭，弱势阶层主要指农民和农村转移人员（即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第一，经济资本的拥有量影响文化资本的获得。 教育既是人力资本投资，又是个人消费支出。农民相对于城里人来说经济能力（即经济资本）较弱，因此其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的主观需求和客观可能性也相对较弱，对于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如果连衣食住行都捉襟见肘，教育问题就更加难以被充分重视。而更让弱势群体的境况雪上加霜的是，当前国内有许多地区的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和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时，要求他们缴纳大额的赞助费和借读费等。相反，高收入家庭则有充裕的经济资本投资在自身的培训和子女的教育上，包括为拥有更好的文化资本而支付的各种培训费、择校费、补习费等；甚至包括选择文化氛围和教育资源更丰富的地区定居，例如北京、上海以及一些省会城市等，这些地区往往有最齐全的教育设施、最充裕的教育经费、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最优秀的教师。也就是说，对于经济资本的拥有量不同的家庭，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在获得文化资本的能力和机会上是不同的，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较之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孩子而言，他们一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而这，是发生在凭个人智力、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学校平等竞争之前的。
此外，在进入高等教育场域时，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在学校和专业选择上更倾向于师范类、农林类、军事类等预期个人成本较低的院校，而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则没有这些顾虑。在毕业后是否想读研以及出国深造问题上，不同家庭收入的学生也存在明显区别：家庭收入越高，想继续读研和出国深造的比例越高。这一切，无不都体现着经济资本通过教育分轨对文化资本的深远影响。
第二，社会资本和原有文化资本的拥有量影响文化资本的获得。
首先，在初入学时，城乡居民不同的家庭经济背景、家庭教育、语言风格、生活习性、人际关系、见识接触面,这些"早期经验与教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子女在校的表现和发展的空间。这些处于有利地位的孩子,不仅从其出生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日后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而他们得到的这些，与其说是个人能力和努力，不如说是家庭出身与成长环境的潜移默化。通常我们会看到的情况是，弱势阶级的子女因为缺乏与语言、学校教育和个人兴趣爱好相匹配的惯习而感到吃力或者遭到忽视；而优势阶级的子女仅将此类惯习视为与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规范，所以他们运用自如。学校通常被视为竞争和选择的场所，但由于加入竞争行列的行动者起点不同，所以这种竞争和选择从一开始便是不平等的。
其次,在即将迈入高等教育门槛时，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总量与类型的差异影响到各个群体能进入何种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学习何种专业。虽然入学的教育要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对城乡表面一致,但在本质上,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其含义、可接受性却并不相同，那些优势阶层的孩子通过丰富的文化资本及社会习性需要克服的障碍更少，因而能够顺利升学的比例更大。对学业花费昂贵的、没有一定社会资本便无法进入的某些职业，或某些专业上的选择和某一社会阶层联系起来的文化模式,以及相应的规则和价值观,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人们在高校里不同的学习成功率,那些需要基础知识、文化习性或家庭收入等先决条件为前提的专业更是如此。就弱势群体而言：受社会资本的影响，他们不会选择成长过程中没有接触过或一无所知的专业，即便那些专业很有经济前景；受文化资本影响，他们不会选择那些花费昂贵又不实用的专业，即便那些专业他们很有兴趣或者天赋。但是就优势群体而言，他们的考虑就少了这些种种现实的障碍，他们可以更多地凭借天赋和个人努力的意愿随心所欲地选择和发展。
这正如上述现象与数据2所显示的那样，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弱势阶层的生源比例较低，在热门学校和热门专业上尤其明显。而不同的学校和专业直接影响到学生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和就业难易度，并形成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其蕴含的意义值得深思。
当然，随着近年大学扩招、入学门槛的降低造成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遍化,导致中下阶层提高高等教育参与人数成为可能。然而水涨船高,在整个社会的高等教育参与人数增加的基础上,不同社会阶层的高等教育参与率大致上还是保持着原有的比例和相对位置,整个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依然如故甚至在绝对数量的差异上还有扩大的趋势。
最后，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之后,不同阶层出生的学生在发展兴趣爱好、学习方式、生活质量、工作选择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不平等。优势阶级的子女可能会通过随意翻阅家庭的藏书而接触到在学校难以自我发现的有价值的作品，可能由于家长或朋友的带动而懂得欣赏前卫戏剧和经典音乐，可能由于家庭社会资本的关系而获得一般人无法知晓的信息......而这些，都使他们在莘莘学子中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相反，对于弱势阶级的子女来说，学校是他们获取文化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就使他们在知识、信息的全面性、新颖性、先进性方面处于不利地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迎头赶上，甚至有些是他们个人努力根本无法企及的的。对于弱势群体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而对优势群体来讲，这或许只是一种耳濡目染的继承。资本总量的差异也导致劣势群体即使有上进心，也会由于文化背景的鸿沟或社会资本的贫乏而需要克服更多的障碍甚至被"客观地"淘汰。
三、后果分析：教育不平等导致城乡文化资本的不平等，从而又加剧城乡居民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不平等。
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城镇社会群体, 通过家庭内的代际传递和各级教育, 在实现文化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获取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处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而乡村社会群体虽然也可以向城镇流动, 但他们缺乏各种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缺乏包括语言方式、行为方式、知识、风格等文化资本,在各级教育的机会面前处于劣势。因此，城乡不平等的教育通过对文化资本的直接影响以及对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间接影响，不断强化社会的分层，不断打造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
首先，教育不平等导致城乡文化资本不平等。从上述现象与数据1可以看出，农民和农村转移人员接受教育的并不充分。而这必然会导致他们所积淀或内化的适应城市主流社会的文化资本相当贫瘠：例如缺乏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制度化操作技能, 缺乏应有的文化商品（如各种图片、书籍、词典、数码工具及先进设备等），缺乏看戏剧、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报纸之类的文化实践, 也缺乏各类证明自身文化资本的各类文凭和证书。这就使得弱势阶层在获取、吸收和交流信息与知识的能力方面较为匮乏,他们容易丧失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 例如先进的文化、信息、技术、方法、价值观念等) 的机会, 无法有效进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以累积更多的文化资本, 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人个性和特长的发挥，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大与城市人群的文化资本的差距。
其次，文化资本不平等导致经济资本不平等。从上述现象与数据3可以看出，农村转移人员较少的文化资本累积现状形成了劳动力供求之间的知识断裂, 导致对职业的竞争力和适应力低下, 无法满足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工人的要求。正因为如此, 农村转移人员只能从事城市人放弃的那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低地位、低收入的工作, 农村转移人员的这一就业现状是农村转移人员相比较城市人群而言文化资本较匮乏的结果, 这种对城市工作的"降格以求"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结果是农村转移人员大量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但其行业和职业分布侧重于体力劳动和传统行业等较低收入的行业，强化了城乡经济资本的不平等。正如上述现象与数据4所显示的那样，教育越少则经济收入越少。如此下去，经过几个代际传递，各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对于社会来说，教育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可见，教育是获得文化资本的最重要手段，而文化资本对经济资本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果不通过合理的制度矫正教育不平等，就可能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并使这种差距永久化和世袭化。
再次，文化资本不平等导致社会资本不平等。个人凭借教育而获得的文化资本往往能够成为标榜个人价值的合法屏障。更高的优质教育背景往往意味着能够博得更好的社会资源，满足自己的现实利益，提高社会地位。而农民和农村转移人员较少的文化资本累积现状和文化资本提高机会的不平等, 决定了他们对社会资源的获取能力、运用能力和对他人的制约及影响能力都非常微弱。他们缺乏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不了解利益和声誉维护的渠道，不清楚表达的方式方法，更不用说参与和决策政治与社会事务。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农民和农村转移人员的生存处境，强化了城乡社会资本的不平等。
四、文化资本理论与教育的功能：教育是获得文化资本的手段，教育影响社会结构。
通过上述的分析明确了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之后，一个顺水推舟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它？在这里笔者从文化资本理论和教育的功能入手来寻求解决之道。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指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及文化修养, 它以具体状态、客观状态和体制化状态三种形式存在。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指个人通过先天和后天的培养所形成的内化于个人身上的学识和修养。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指个人拥有的文化物品和对这些物品解码的能力。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指由合法机构所颁布的教育文凭和证书。在布迪厄看来, 文化资本是权力与地位、支配与统治的基础, 因此, 个体或阶层文化资本的拥有量对其社会地位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时代，谁接受教育多，谁掌握的文化资本就多，转化成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就更大，从而也就具有更大的力量在社会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而教育是获得文化资本的最重要手段，是生产、传递和积累各种文化资本的最基本的体制基础。通过教育，个体与群体依据文化资本总量的差异被分配在不同的教育体系中，最终又进入到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因此，教育通过对文化资本的作用进而影响社会结构。
那么，教育是怎样影响社会结构的呢？布迪厄认为，教育是一个强化社会等级秩序的主要场域，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这种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在他看来，教育使得优势阶层永远处在优势，而弱势阶层永远处在弱势，它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和冠冕堂皇的理由（诸如智力、努力程度的不同等）使社会分层强化和固化。布迪厄看到了教育对文化再生产和社会等级再生产的功能，这是难能可贵的理论突破。但是笔者认为，教育并不是简单的强化社会分层。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不同，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且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同的教育制度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强化固有的社会结构，合理的教育制度则可以重塑更合理的社会结构。
首先，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强化固有的社会结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往往缺乏对社会所有阶层的整体考量和忽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体制外的障碍，导致教育不平等和无法人尽其才，进而影响社会的良性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在不合理的教育场域中，优势阶层能够轻易凭借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教育投资来保持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的取得更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环境的熏陶或顺藤摸瓜的继承；而对于对寒门之阶晋身于上流社会来说，要打破其原先所处的社会阶层进入新的场域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代价，这种位置的改变，背后往往是付出了许多难以言表的牺牲。
其次，合理的教育重塑更合理的社会结构。合理的教育制度是一个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的公平系统，所有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和能力在教育场域中公平竞争，这样，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就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实现垂直流动。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应具备使社会下层的优秀分子流入上层和下层的庸劣分子被淘汰出局的新陈代谢的机制。合理的教育制度正是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保障人尽其才，促进社会各个阶层成员能够合理流动，重塑合理的社会结构。
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对于同样任何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只要使具备了某种能力，就应当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相应的社会位置。但是，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不平等的，这就使得教育场域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而向优势群体倾斜，为了矫正这种倾斜，就必须使教育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从而保障平等的公正实现。这其中的原理也蕴含着亚里士多德提倡的"平等的公正实现原则"和罗尔斯提倡的"补偿平等价值"。也就是说，笔者认为，合理的教育制度是教育政策向劣势群体倾斜。这反映的是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人文关怀，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平等竞争和人尽其才的良好愿望；这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教育场域内的贯彻落实。
综上所述，城乡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平等造成了城乡教育不平等，而教育是获得文化资本的最重要途径，并与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息息相关，因此教育不平等又会反过来会加剧前三者的不平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放任这种情况的教育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就社会而言，它会强化固有的社会分层，阻碍社会各阶层的正常新陈代谢和合理流动，就社会成员个人而言，它使得社会成员的教育平等权无法落到实处，阻碍人尽其才。
教育平等问题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它不仅牵涉到包括城镇和乡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社会福祉，也关系到公民的平等权实现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教育平等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合，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确立的一个政策原则是：教育政策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
正是由于在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和个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不同，使得在进入教育领域之前就存在着不平等，之后又进一步延续这种不平等，因此教育政策必须向弱势群体倾斜以矫正现实的不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消除教育系统以外的障碍，让所有的人在教育场域中能够处于同一起跑线，凭借自身的智力、能力和努力去获得应得的文化资本、经济地位和社会肯定。
为此，必须增加对农民、农业转移人员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资，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制订切实可行又行之有效的教育倾斜政策并贯彻落到实处，从而提高他们的文化资本，保障公民平等权的落实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