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求真求实”的学问
——2024年“实践社会科学：历史与理论”研修班课程感想
刘冠宇（武汉大学社会学硕士二年级）
我还记得与黄老师初次结缘是在参加本科导师组织的读书会上，导师赠送给我一本《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当时即被黄老师清晰和严谨的写作打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相继购买阅读了黄老师的系列作品，特别是在进行“非正规劳动”研究时，黄老师的作品一度成为我的案头之书，随时取阅，成为我思考和写作的指引。研究生入学之际，我偶然从一位师弟那里得知黄老师仍在开办“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课程，这令我十分惊讶，没想过还能有跟黄老师接触、学习的机会，便随时关注申请通知。今年，我花费十多天时间精读了《长江》一书，赶在截止日期之前（5.31）提交了读书报告，结果第二天，便收到了研修班截止时间推迟两周的通告，这个小插曲令我的心情十分复杂。经过二十多天的“漫长”等待，我收到了研修班录取邮件，这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都非常开心，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自己不能在较短的时间（按照课程大纲的建议，一般花费三个全天，一个半天的时间）内写出合格的阅读笔记。
令人庆幸的是，我虽然往往要花费五天时间完成阅读和写作，但还是逐渐适应了这一节奏，经过八个周的学习，我有两点收获，其一是对黄老师提倡的读书笔记写作方法有了更多体会，其二是对“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有了些许理解。
在读书笔记写作方面，针对经验研究，最为重要的是“论点和论据相链接”；而对于理论著作，更为重要的是“找到理论对手”，其间一以贯之的观点是要搞清楚作者说了什么，而不先夹杂自己的想法。赵刘洋老师说黄老师的作品是练习读书笔记写作的最好范本，我深以为然，因为黄老师写作时有意识地在全书开头以至于每章节开头都整理出核心论点，之后进行论述，这样很容易把论点与论据结合起来。而对于理论作家来说，认识他最好的方法不是看他赞成什么，而是看他反对什么，这样两相比较，从理论对手的角度反过来学习理论，这样排除更多主观认识，更为精确。蒋正阳和赵珊老师说笔记要达到“可用”的程度，这是评判一篇笔记是否精确的标准，如果时隔数月乃至数年之后，再找出笔记来看，仍能把握一本书的中心论点和核心论据，也能引用到书的分论点和找到次级论据（这就需要标注页码），这样才算达到随时取用的程度。
在“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方面，黄宗智老师意图超越既往或是理论先行，或是经验堆积的研究取向，推出了崭新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其中，黄宗智老师最为重要的对手是既往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形式主义、科学主义，这类研究的做法是以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覆盖社会科学，试图通过演绎推理的手段构建普适真理，最终做出“失真”的学术。
“实践”是主客观二元互动的产物，而不偏重任一端。基于此，“实践社会科学”研究既不赞成从主观出发，理论先行地开展研究；也不赞成简单地堆积或碎片化呈现、罗列经验，不提出新的概括，而是力图兼顾两者，紧密联系经验实际，同时创造与之相符的理论概括，这既是一种方法，亦是一个理念。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最为首要是认识到“实践”发生于主客观二元结合之处，基于“实践”的学术研究更应兼顾两者，既不能单纯从主观出发，也不能只做客观出发的经验陈述，而要力图超越。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是黄老师的主要理论对手。黄宗智老师认为，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理念去认识、研究社会总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显著不同，在研究对象上，关乎人的研究不免收到偶然性、主观性的影响，而关乎物的研究，则更只需考虑客观性和规律性。因此，后者较早地建立了一对一的因果认识模型，前者则要处理更复杂的变迁问题。特别是偶然性的积累也可能成为长期的历史趋势情况下，难以获得统一的认识规范，而是建立了多元的解释路径。也正因如此，价值中立的设定本身就是朝向科学主义靠拢的价值偏向，完全不可能在关乎人的研究上实现。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可以说是从理论出发，形成一条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建构，并把形式化的建构等同于真实。这类形式化理论由于其高度简单化和绝对化，特别有利于吸纳为意识形态加以设定、推广。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是迥异于自然科学的、有限的、带有价值关怀的，而绝不是一套逻辑自洽、形式化的真理性认识。真实感是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所追求的第三点，许多学者受到意识形态、单一文化霸权、个体经验不足的影响，无法做出如黄宗智老师所说的“一杆子插到底”的研究。黄宗智老师向我们坦诚自己的学术经历，双重文化人的身份让他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留有自处之地；近不惑之年才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一阶段的年龄不容易收到感情冲动和主观意识影响；最后，黄老师非常谦虚地以偶然性解释自己能获得一批有价值的经验材料，其实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经验材料的求真精神。这些，对于青年学子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此外，研修班课程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黄老师从不吝鼓励学生，第一次分享读书笔记，我刚念完《长江》一书的中心论点时，黄老师就立刻夸奖我说“写得非常精准”，之后还多次问我“读书笔记写的很好，针对这一问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也鼓励我“如果发现我的研究有可以推进的地方，欢迎提出批评”，这对我这样一个后学末进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事。高原老师在课上总能很好地调动氛围、引导问题，他对于学术的赤诚尤其令我心折；蒋正阳老师曾给我的法律社会学笔记打出三星的最高评价，也在我感到自己缺乏“求真”精神时，及时宽慰和鼓励我仍然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赵珊老师为研修班课程做了许多幕后工作，而且，往往能准确指出讨论的要害之处；赵刘洋老师非常坦诚地跟我们交流学术的苦恼和困惑，给年轻学子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和指点。十分感谢研修班所有老师的付出。在课上，我也结识了来自法学、经济学、党史、政治学各个领域非常优秀的同学，和你们的交流总是让我受益匪浅，期待之后有机会能线下见面，也期待学术道路上的继续交汇。
写到这里，我又有许多感慨，但我又觉得不得不写。黄老师实际教给我们的是做“求真求实”的学问，而非“理论先行”的套路。“理论先行”的套路可以很容易完成一篇小巧的，一两万字的论文，而沿着“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需要长期去经营，带着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对理论批判取用、时刻警惕意识形态的影响、发自内心的对重要问题的关怀，甚至是感情上的冲动，去完成一个作品。当下和未来，我们还有没有勇气、热情和能力去针对自己真正关切的问题，求真求实地完成一个研究呢？在我看来，黄老师的治学精神，也许现在有了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管怎么样，“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会让我时刻警醒，思之、慎之，也与后来读到我这篇感想的同学共勉！
另有一则印象深刻的事情，偶然得知（从一位研修班师兄郭长宁处）黄宗智老师的父亲曾短期担任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我查阅资料意外发现公众号“外滩以西”撰写过文章考证过民国时期位于上海愚园路1055号的黄家老宅，后来租给中国科学院冶金所。其中，可以看到黄宗智老师小时候的照片和居住的上海花园洋房。黄老师曾自述中小时候过着“朱门酒肉臭”的生活，8岁时，看到报纸上许多人仍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觉得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这成为黄老师做关乎“人”的学问的动力。两相结合，让我对黄老师的文字有了更多实感，也有时空穿梭之感。
刘冠宇
2024年10月8日于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