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班学习总结
黄先生主持的研修班，结束已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坐下来，写一些自己学习的心得和体会，与各位师友来一起交流。
研修班上下两个学期，上学期是以著作研读为主，下学期则是以个人提交思考性文章和讨论为主，我也就此，分两方面来做自己的总结。
著作研读部分，计划要求是十本书，大概每周要完成一本书的阅读量。不知是个人兴趣还是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现在回来做总结，个人感觉真正对自己有影响的还是黄先生的四本著作，以及汪晖先生的书。
黄先生的四本书，分为以经济史和法律史两大主要领域，而都以中国语境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困境为关照的意旨。黄先生的著作揭示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其中有相 适应的一面，存在西方理论可以普遍解释的现象，但也存在"表达与实践"的背离，不存在所谓可以解释一切的唯x主义的理论。黄先生的研究，并不是停留在口头 上对于方法论的强调，而是通过扎实的历史研究，让历史本身来凸显生活世界的原貌。这个时候，就生动地还原出了理论与生活的关系，而不是冷冰冰的"社会科学 "对于人世逻辑的简单处理。
我们作为后起民族国家学术研究的群体，面对复杂社会转型所必然引起的认识困境，同时还必须处理历史和现实之间 的关系，在制度的探索中，往往因为移植的缘故，更是常常陷入应然和实然之间的辩证法矛盾。一种具体表现，是认为应该按照科学客观的手笔描述事实，而不能纠 缠于历史遗产的包袱和道德伦理的考虑，因为，制度的选择似乎是来自历史发展的绝对命令，又因为，惟有通过这种"必要"的抉择和限制，才可以为科学研究创造 一个合适的语境，来自西方的理论资源才可以顺利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而这种怯除政治-伦理视角的考虑，因为可以回避复杂问题的认识高要求，也符合当今西方行 为科学的潮流，也容易因此"学以致用"，不浪费大量引入的西方资源，因此，最后顺利地和一种自命为科学共同体的政治哲学的理解达成公识。这种理解，支持了 两种看似冲突的研究方式。
第一种是标榜客观研究，追求排除任何价值判断的研究。既然价值研究和道德判断必然会面临吸收、应用和对理论进行 抉择的要求，所以，选择一种客观描述的方式，至少可以做出一些在研究者看来实实在在的成果，而不用在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前面裹足不前。这种研究倾向，打着客 观的旗号掩盖了自己在理论上的犬儒倾向，同时也可能表现为在政治实践理性批判上的无能，成为制度引进和建构中的"技术专家"。在对待西方理论的态度上，最 后表现为表面上的拒绝，而在实践中则成为一名忠诚无限的合作者。这种研究倾向，同时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本土派"的气质。
另外一种研究方 式，则是对于西方理论孜孜不倦的引入和介绍，就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由于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丧失了道德和伦理视野的光照，因此犹如无头苍蝇，在纷 繁杂陈的理论面前，完全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理论是大量地引进，而引进的目的，则没有加以系统的考虑和认真的反思。最后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研究的怪 圈，就是在写作时，面对一个主题，我们往往放弃了对于问题本身的思考，而首先考虑理论的逻辑。首先要在繁杂的各种理论之间理出个头绪来，而不是由明确的问 题意识来引导对于理论的运用。这种研究方式，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表现为无目的地引入更多的理论来弥补认识上的困惑，理论越多越新，困惑也越发增多，因此 也越发增加了对于更多更新理论的需求。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首先下意识地在脑海里搜索各种可能的理论资源，仿佛离开了这些理论，便无从开始启动思考。
事实上，冷静的看，我们的问题，既不是理论太多，也不是实践得太少，而是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把握住实然和应然之间 的关系，往往只是简单地坚持其中一种立场。由于在研究中放弃了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的视野，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认识历史变迁和文化传统在塑造社会生活中的作 用，导致研究缺乏整体性的解释力，有的更多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理论运用。对问题本身的整体解释，最后变成各种理论的拼凑，而一个事件或事物的整体显然不能等 同于各个部分的简单叠加。理论和实践成了完全分离的两张皮，而无论是理论上的努力，还是走向田野调查或是史料的钩沉，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认识的困境。反 而，愈益复杂的现象可能还成为放弃整体性思考的借口。这也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在社会现象解释中的盛行，培育了合适的学术环境。在政治哲学上缺乏足够的 想象力，对于社会生活秩序的安排没有通盘的考虑，从而使得研究总在低水平的层面上踏步不前。
黄先生的四本书，都以中国社会为自己关照的对 象，对于农业社会经济的考察，同时也为对整个中国社会秩序的认识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地。法律史的考察，和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探索穿插进行，这里没有 一个很刻意的所谓学术界限，人为地在研究前，就为所谓方法论和学科知识的运用而焦虑不堪。从农业社会经济逻辑到传统司法和民间法律秩序的观察的过渡，是非 常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必然牵涉到对于另外一个问题的深入研究，研究是一个不能分割和断裂的过程。可以说，黄先生四本书，对于我的启发 并不主要是一些具体的论断，尽管由于考察的整体性，这些论断具有比以往研究更大的说服力。应该说，黄先生的研究，让我明白，研究必须一开始就具有直指问题 核心的能力，能够迅速把捉住问题的线索。在一大堆的材料中，不能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必须具有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的敏锐性。而对问题的发现，也与作者一开始 就具有的知识、信念、判断、情感等相互印证参照，从而形成更为平衡客观的认知基础。这样，材料就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文件，作者也不再在青灯黄卷中掉入永无终 点的档案整理工作。由此，知识的生产能够获得实质性的推进，并且开拓出一个新鲜的学术领域，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庞大材料也焕发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在本科学习期间，除了阅读各种经典著作，机缘的凑合，也有多次进行田野调查的经历。如果说，刚开始还仅仅是一种了解中国社会的本能冲动，那么现在已经开始了 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主动思考。研究中常遇到缺乏材料的问题，而这种缺欠其实更多是缺乏问题意识的结果。没有问题意识，所有材料也就是沉默不言的，再勤奋 的努力也只能落入破碎的整理。黄先生的几本著作，在这些问题上给我以很大的帮助，让自己对历史学、中国研究、理论对话等刚开始还仅仅是一些模糊的认识变得 清晰起来，也把自己原有的一些思考，以及对于研究方法和学术兴趣的认识变得更具有系统性。这也是一个重新打破原有知识结构和知识兴趣的过程，原来的定位、 信念、判断、偏向都发生了改变，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在既定的方向上前进，总不会有那么多的困惑和不解，也不会引起不解和对话的冲突，而如果不满于现 状，做出各种改变、拓宽、转向，可能都会引起内在和外在的不安，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学术历程。在这种意义上说，黄先生的著作，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指引。 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如果没有学术创新的自信和勇气，就无法做出真正具有原创力的学术贡献，而没有一个来自学术共识群体的支持、激励、讨论和交流，那么， 这种学术勇气也只能是来自萧瑟荒原的独行客。
如果说黄先生的著作更多是从经济社会史和法律史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诸如"过密型的商品化 "、"表达与实践的背离"等中国历史语境特殊和普遍的逻辑，并在对话的过程中构成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和冲击，还原出了理论和实践，事件与历史，经权和变迁的 真实故事。那么，汪晖先生的四册著作，则主要从思想史梳理的层面上，向我们展现出一部宏大的史诗般的历史画面。在这里，历史的路径就像幽深丛林中蜿蜒崎岖 的小径，这里没有一条所谓的历史目的论的通天大道，有的更多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分叉、歧径和路口的转向。可以说，在此之前的理论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理 论的研究中，我从未浏览过以如此令人喘不过气的密度，以如此丰富和变幻的变奏所勾勒出的历史画面。特别是，能跳出以往人物年谱和思想列表的研究的窠臼，直 接攥住最核心的思想问题，以理与物这一对中国思想的核心范畴为中心，围绕帝国与国家，天理与公理，公理与反公理，科学话语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问题， 展开了一系列语前人所未语，非人云亦云之精彩论述。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思想史的梳理，与西方理论界最重要的所谓事实与规范，民族国家、主权理论、 全球化与后民族结构、多元文化主义与道德认知可能性，科学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进化论与文明冲突的核心问题恰成对应，中西对话巧妙地隐藏在了对中国思想的梳 理之上。
近代以来，从来只有用西方的哲学和概念解释中国思想的尝试，而中国传统概念的应用性，则只是在道德呼吁的层面上，由国学大师们以文学的语 言和自说自话的简单比较加以申发。而汪晖先生的著作，则一反以往，以中国的思想问题和概念范畴为线索，以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言说为背景，凸显出了普遍人类社 会思想问题的逻辑。这些就比极其简单化的东方主义的论述，花样翻新的后殖民主义话语，自负颟顸的新古典主义的自由主义话语，一味追求描述特殊性文化阐释的 结构主义的策略高明不知几何。这些理论关怀，也正和黄先生著作中体现出的问题意识恰成对应，并且，都建立于扎扎实实的历史和理论的梳理之上。因此，这或许 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会在一个学期的著作研读中，没有对萨义德的《东方学》，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吉尔兹的《法律的文化阐释》这些书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仅仅是留下了印象而已。或许，也是这些书比较容易就能把握住其意旨的缘故吧，因为这些书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复杂性，而只是倾向于将一种具 有偏见的观点推向于理论的极端。因此，我这里提出一个不是很成熟的建议：与其读更多的书，不如读更少的经典著作。对第一流著作的研读，对于我们的助益要更 大，也更能增强对于其它论述的把握能力。比如，前面提到的这三本书，可以放到推荐书目中供研究的参考，而不再作为必读的书目。而韦伯的著作，确实应该作为 必读的书目，但是去年的译本选得不好，大大影响了阅读的效果，这点在下一次的课程中可以避免。个人觉得，对于不少非一流的著作，都可以通过阅读二手的介绍 材料迅速了解其意旨，在此基础上再迅速浏览原书加以把握，也可以很好地处理如何跟随和了解学术发展学术动态的问题。更多的时间应该花在更少的经典著作中。
另外，在第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有这样一点感受比较强烈：对理论著作的讨论，到了后面，常常沦为对各自的农村印象和调查经验的表达，又因为各自经历的不同和讨论 对象的差异，对现实实践的描述也常常只是个人性的表达，基本无法在交流中基于某些公识而推进对于问题的认识，这样，往往场面显得热烈，而结果可能并没有取 得多少实质上的认识的增进。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讨论中确定论题的范围，确定各自讨论的视角和基础，在必要的知识基础和信念共识的前提下，确定讨论的顺 序，确定提出论点论据和反驳辩论的基本规则，可能会有助讨论的进行。
以上，主要是第一个学期学习的一些心得，应该说，很多个人认识上的提高，都是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但绝不是恍然大悟似的突变，只是现在再来看自己思想的变化，才会觉察出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有过去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的打乱和 破碎，也有全新知识内容和学科视野的突袭和冲击，过去的不再完整，一切都在重新的整合和重组过程中，重新面对自我认识和自我调整的难题。困惑是转向和变化 的孪生兄弟，而一旦能在窒息的氛围里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也便在前方即使微弱的光明下获得了执著的动力。这些都自然而然地延续到了第二个学期的讨论中。
第二个学期，以各位同学的思考性论文和研究计划的提交与讨论为主题。这个学期，充分展现了研修班同学来自不同学科的特点，提交的论文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 法学、经济学等。一个学期的讨论，各位同学从各自学科出发论述了丰富的主题和内容，对我来说，从中也获得了很多的启示和提高。除了对各个学科热点问题的了 解和熟悉，也从论题的具体展开中，对各学科的治学特点和方法有了直观的感受。经历过这样一个相互讨论和学习的过程，对于以往比较陌生的学科知识不再那么隔 膜，也增添了进入不同学科语境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不同学科背景论文的交流讨论，对于自己学科方法的特点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且逐渐能辨析出在自己的 学科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广泛空间和局限所在。
基于这些收获和上学期学习的体会，我在这个学期也提交了自己的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是关于中 国家庭财产传承的历史变迁和法律问题，虽然是完成于一年前的一篇文章，但也能体现对法学方法与历史学、社会学方法运用的自觉，虽然还很稚嫩，但是，自己从 这篇文章的写作中，算是全程经历了一次由方法自觉到亲身写作的训练。特别是，在经历了研修班的学习之后，再回头把文章拿出来，进行讨论，能够仔细分析其中 成功和失败的地方，可以用一年来学习所收获的东西，对文章加以重新的审视和总结，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下基调和背景的色彩。尤其是，黄先生与同学们中肯 的批评性意见和鼓励，能促使自己在以后的学习中投入更多的心力在更正确的方向上。我希望自己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把规范和事实的探讨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二篇文章便是对这种想法的一种尝试，虽然关于习惯法的历史和理论的论述已有很多，但是，以往研究基本没有在事实的考察与规范的认识之间架设起坚固的桥梁。 在一个所谓后形而上学的世界里，在肯定个人本位，又悖论地否定个人和其它形而上观念形成道德评价的可能性之后，如何重建法律和道德的基础，如何能够确证道 德的可能性，或者说，怎样才能通过法律规则的安排和适用，构成一个道德的行为？法律、实践、知识和道德之间如何才能保持一种必要的平衡和张力？而人的尊严 和自由，也将因此妥帖安适于这样一个变动不定的世界？这些规范上的讨论，重新将道德和伦理的维度渗入到对法律的实证描述之中，对于何者是可欲的生活，何者 是光荣的人的生活所应该遵循的规范，何者是所有个体之间所可能达成的主体间的共识规则，都在历史和现实的基地上重新呼号出生命的召唤。恰如黄先生在形式主 义和实体主义之间所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正如汪晖先生以儒学重构人类生活秩序的尝试，以帝国的视角批判民族国家本位的观念，这些都给予我在以后的研究中以深 刻的启示与信心。我发现，在政治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在规范争论和行为科学之间，在传统国学的文史哲传统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之间，有一片广阔的学术领地，尚 待我们去探险、勘察与开发。这些智识上的诱惑与挑战，或许就是对真理追求的道路上，最深切而持久的动力所在吧。最后，要再次感谢黄先生的辛勤栽培！
研修班学员：余盛峰
2006年9月7日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