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昉，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07级博士研究生。
一切刚刚开始
--2007-2008年度黄宗智老师研修班感言
一年前，能够进入由黄老师主持的"中国法律、经济、与社会的历史学研究"讨论班，无疑是我学术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幸事。
一年了，稍稍回首，发现积淀下的感受竟已有这么多，这么深厚。我想都是因为曾经认真对待过，不论是黄老师，还是大家，只有真正地用了心，才会感觉到年终丰厚的回馈吧。在此，也权且信笔由缰，借这个机会记录下些许点滴。
一、如果不是黄老师的包容和严谨，我将注定固步自封、无"功"而返。
老实说，一年前刚刚走进人大农发院915会议室的时候，第一次的讨论使我意识到了，面前完全是二十几名无论在专业、年龄、还是理论基础上都极为参差不齐的新同学，这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挺新鲜，第二个感觉就是有些失望。因为我预计，同学们之间关于学术上的对话将很难展开，而谈彼此论文写作上的互助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起初唯一和最关注的环节，就只有黄老师的穿插讲解与提问。他反复强调的"连接经验与理论"的理念，在我也还是一个模糊、而不够富含学术信息的提法，因为我很想体会到一些可操作性的内涵，而这似乎又只有在实际的材料分析过程中才体现得出来。
直到一两月后，在去香山的路上，愚鲁的我才开始慢慢地体会出，原来这并不只是操作层面的问题，而是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上的根本革命。
途中，黄老师偶然评论到我提交的一篇读书报告，先肯定小文对评论对象之理论的把握是很精确的，只是后面的"反思"部分都是就理论而理论，殊为可惜了。我接着请教道：如果是黄老师来写批判的部分，会怎样地写呢？他的回答大意是说：这其实是两种批判的思维方向上的不同，第一种是视野只停留在书本的理论上，在看待某一个理论家的观点时，你会马上条件反射式地想，这个理论家的观点本身可否有自相矛盾之处？他的观点与其他的理论观点可有不相合之处，或者是否有其他相关的理论对其有过质疑、或能与之形成对抗？总之，这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循环往复，都是在成型的书本观点之间的游弋。而如果由他来看问题的话，比如说对待舒尔兹讨论农业发展模式的理论，那么他首先会马上想到的是，舒尔茨的观点可否符合自己所看到和了解到的中国的实际？如果不符合或某些方面不符合的话，就可以被我判定为一个"于我无用"的理论了；假若其说又在相关领域影响颇大，有必要在该点上给予澄清的话，那自己将从头组织材料、用证据来说明对方错在了哪里、进而导致所得出的理论观点之不能成立。
再结合黄老师在课上经常强调的"中层概念"，那么，就可以继续推知，"质疑成形理论"也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就自己最关心的社会问题给出理论上的解释与解决。但这同样是要从经验中源起的，在占有充分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借用、化用或创造出一个或几个他最爱讲的那种"中层概念"--为的是用恰当的涵括度来总结、提炼这些材料。待"中层概念"积累渐丰，再对它们加以结构性地重新组合，由此抽象成可以和既有的相关理论体系对话的、原创性的当代社会学理论。这样的整个思考方式，依我的理解，大体上便是他多年来一直力倡的：从"经验"--到"理论"的实践性的批判与写作思路。
这套思路的逐次清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不仅因为它本身解释清楚了一个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何以产生的问题，而且，也提示出了一条在我看来能够促使真正的思想活力源源不绝的道路。由此看来，过去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对黄老师治学方式的评论，其实都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他的思路和用意。简单讲，包括他开设这个研修班，也是带有着这么一种践行在里面的，就是基于中国学者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极端上相互隔离之现状，而力图勾连起二者，试图引导出"上"可有基于新鲜的经验事实而提炼出的原创性的理论概括，"下"可以有能被概括成系统理论观点的一手资料的良性的学术互动状态。
而除了学术意义之外，话再讲回来，于我本人，之所以能有幸获得这些理解，可能是因为讨论的底本是我亲自完成的一篇批判性的读书作业吧，所以更易于有切身的体会；也或许是因为，黄老师并没有像我遇到的一些学者那样一下子就否定对方的思维方式吧，而是肯定性地包容了其中的优点，使对方有机会平和地体会到"不同"的思维角度和路向还可以是怎样的。
总之，这个额外的体悟就是说，互相的理解，真的是最难，但却是最重要的。
我想，应该就是在黄老师对每个人的特点予以发掘和肯定的基础上，整个研修班的氛围变得越来越虚心和亲切了。尤其是我们几个起初几乎水火难容的习法哲学、与习社会学历史学的同学们，开始真诚地学习彼此身上的优点，他们很关心起韦伯、福柯的社会学理论究竟还有哪些个机巧，而我也特别地艳羡于他们的调研、制表的娴熟水平，与确定细节时的严谨的学术习惯。我们开始向往了解彼此的工作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建立起了对彼此工作的相互尊重。
二、有一种帮助叫做潜移默化。
感动于黄老师对教学的严谨，是最近的事。我在研修班的下学期共提交过两篇长论文，都是有关中国当代工人群体的现状与前途的，当时根据的具体材料是一部分调研所得，宏观方面的数据是得自已发表的社会学统计与官方的统计局统计。当时做出的初步结论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已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城市工人群体的问题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将可能和马克思提炼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理论的两个世纪前欧洲的情况有很大相似，亦即工人们成群结队地等待自由市场中对劳动力的雇佣，唯一的自由就是出卖唯有的劳动力的自由。那么，中国在下一步继续推进城市化的前途，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韦伯所看重的塑造怎样的官僚体制的问题，是当年参与革命的人获赏革命红利、以及任由资本所有者取得绝大多数收益的逻辑，还是建立起民主、共决机制使有余地及时应对社会中的新问题。
在讨论的时候，黄老师除了提到我在理论引用和经验分析上仍然没有衔接得上外，还提到了有些部分的叙述其实是言过其实的。一段时间后，他便发给了我一篇新近写作的同样关于中国当下社会结构的文章。数读之后，我体会到此文果然是可以作我的那篇文章的"老师"的。其在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分析道，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处于"工人-资本家"这对关系中的人口最多只有两亿人，而且其中还有近三分之一是农民工--也就是不属于城市中自由流动的、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城市工人，而是属于农村中还拥有土地承包使用权的半无产化的"小资产阶级"群体。这些目前有农地使用权的小资产阶级（简称农民），再加上城市里的个体工商户（人数为一亿），占到全社会就业人员的55%-78%。所以，这个分析就引向了另外的结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并不完全适合马克思所提炼出的工人阶级的分析模式，而且，如果是在极有限定的领域中可以适用的话，也必须兼顾到整个社会最主要的劳动力构成和阶层状况才行，结论便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解集。
这一提示，当然是、但又不局限与对我的文章的"拒绝简化、拒绝止步"的提醒，因为，该文章整体的学术目的肯定远远不只在于此；但是至少，我同样愿意把这个提醒看成是老师对一个学生的研究的关心和最大的支持。
三、我们快乐。
黄老师是少有的我所见过的喜欢叛逆性格的人（邓正来老师可算是另外一个），他曾拍着胸脯说自己才是真正最叛逆的人，呵呵，所以这重基调使我们在研修班的课堂上完全可以轻松、舒服地畅所欲言，这就是知识分子相聚最大的享受。
学术之外，我们同样尽情享受于每一次的集体登山、聚餐、卡拉OK。好友们，我现在就开始想念你们了......
好在，一年相聚的日子虽然已过去，未来的路却才刚刚露出端倪，我们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书写吧。
祝福这个小群体，也祝福接下来每一位幸运的后来人！
陈昉
于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