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中国大地的实践社会科学

——2023年“实践社会科学”研修班课程感悟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一年级  秦一帆

距离研修班结束已经整整一个月。在有意“沉淀”了一个月之后，我才正式地端坐在书桌前，将对“实践社会科学”研修班带给我的收获和思考付诸流淌的文字。难以忘怀，八周的“实践社会科学”研修班似乎占据了我2023年的整个夏天。每周用三个全天读完一本著作并撰写读书报告，强度超出了以往所接受到的任何一次学术训练，无数的焦虑和无数的痛苦来自它。第一次深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诸多学科领域、接触了扎根中国实际的实践历史，超出纯粹知识层面的学术收获和心灵成长也来自它。回顾八次研修班课程与每次的阅读书目，就我个人而言，最有收获和最受触动的是黄宗智老师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史以及未来出路的“三部曲”——《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最晦涩和最难懂的无疑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以及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最有趣的则是萨义德的《东方学》。尽管每本书都有其特色，但是不同的书目又构成了循序渐进、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前三周的书目旨在让我们通过阅读黄老师的部分代表作初步掌握“实践社会科学”所提倡的阅读方法和笔记写法。第四到第七周的书目则分别代表了当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四大流派：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第八周的书目则收束至关于“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原则、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进路的讨论。无论从哪一周的书目出发，都能观照和对比其他类型的书目，并带来特殊的思考维度。

基于对八周书目的阅读，我对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也有了初步的把握：实践社会科学认为，社会科学不应模仿过度强调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自然科学，从而陷入机械二元对立的无机世界观中，而应看到客观与主观、普适与特殊、理论与实践、抽象与经验、现代与传统以及西方与中国之间纷繁复杂的二元互动结合。实践社会科学不仅旨在超越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二元对立，还旨在超越双重主客观二元对立，超越纯粹共时性的研究成果，聚焦于表达与实践在历时性互动，从而最大限度地探索社会真实。不同于强调演绎逻辑的形式主义经济学和形式主义法学，实践社会科学应当重视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之外的第三种思维方式，即“合理推测”思维方式。借助这种思维方式，社会科学方能建立理论与经验、表达与实践之间的正向循环，并融合前瞻性的道德理念，结合“求真”与“求善”的理论探索，创立真正符合中国实际并能引导中国未来的实践社会科学。

回想过去八周，我还有三个印象最深刻的瞬间。

第一，第一次上课时，看到时间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由于黄老师定居洛杉矶，突发奇想换算了一下时差，发现对应的是洛杉矶时间凌晨四点。暗暗惊呼这对年至耄耋的黄老师而言过于辛苦。但课上黄老师透露：每日凌晨三点起床阅读写作，已经坚持数十年。由此，我想起了推免后懒惰的自己，汗颜。

第二，同样第一次上课时，黄老师展示了过去数十年所做的全部读书报告。他们由a4一般大小的读书卡片组成，每张卡片都能代表一本书。像这样的卡片，黄老师已经积累了数千张。黄老师还说，只阅读而不将书目转化成自己的读书报告是一种偷懒，而撰写读书报告的方法又应该遵循严格的规范和要求。由此我想起了自己之前读书时的散漫的态度，再次汗颜。

第三，阅读韦伯《法律社会学》一周，黄老师对我的报告批评道（非严格原话，大意转述）：我相信你没有能力成为韦伯一般的思想家，但如果继续偏重理论研究而忽视理论与经验以及实践的连接，那你很有可能一辈子都在为理论家作注脚，成为一名理论阐释家。由此我反思了自己的学术习惯，持续汗颜。

除此之外，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还非常惊讶地在黄老师的学术自述中发现，黄老师认为感情（而非理性），特别是对底层民众的关心和情感，是自己学术研究的起始点和驱动力。回顾自身，发现占据了内心深处的学术研究驱动力，竟也不是自己表面那样崇尚的理性主义，而是一份来自感性经历的复杂情感。不敢说这份情感有多崇高纯粹，也不期望它取得外界和他人的精神共鸣。但内心也第一次自觉地认同，如果学术的事业不是为了将这份内心情感真正地付诸实际、连接实际，那么学术的人生便不是值得过的人生。

通过回顾研修班的历程，再回到我自己的所思所想，可以说，我是一位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者。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选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读博深造的原因。学术前辈王亚南（厦门大学）一句“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政治经济学”更是激励我投身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通过四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接触和学习，我深深感到自身在理论与经验的连接上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上的薄弱和无力，或多或少满足于纯粹的文本研究和虚幻的抽象思辨，耗费太多研究精力于意识形态争辩，无力透视当今中国社会和世界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趋势，更遑论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对策。在阅读《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一书之后，我十分惊喜地发现，尽管黄宗智老师强调“超越左右”，但是本书的研究路径和基本取向却和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视角、方法、观点之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比如说“从实践历史出发”和“强调经济史对于理解社会变迁的重要作用”，再如“经验—理论—经验”的研究循环，再如立足于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规律（中国特殊国情）探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和真实路径，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极度推崇并践行的思考方式。同时，我还深刻认识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作为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工具，在中国必须与“三农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与中国特色的国情而不是与西方性的现代性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扎根于中国本土并获得其真正的生命力。

但问路在何方？我想，在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中，我们一方面要避免“自我东方化”的臣属意识，另一方面还要避免“自我西方化”的学徒意识。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之中，检验和发展理论，深化和提炼经验，从而实现理论与经验在中国实践中的正向循环。面对中国大地深厚的经验历史和广袤的理论空间，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也没有理由自命不凡，更无资格在异域经验和意识形态的加持下睥睨东方群山。要想解答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一切按图索骥的办法都将以暗淡迷途作为最终归宿。我们唯有诚恳而谦卑地让四肢紧贴大地，探问前方的同时保持头脑的清醒和理论的机敏，在泥泞的山路间、在幽暗的水道旁，一尺又一尺地匍匐前进。

秦一帆

2023年9月24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