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老师研修班课后总结

龙嘉毅

我从研修班课程中受益良多，但我自知语言笨拙，感悟说不清楚，想来想去，不如说明自己参加研修班的经历，或许更能表达黄老师与助教老师们的智识与对后辈的热切情感，同学们的互勉与友谊。

黄老师的研修班，是我从几位学长处闻知的，他们都从研修班受益匪浅，并将收获真正转化成了对真实世界的洞察能力与热情。在准备申请、写作《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时，我被黄老师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折服：表达与实践二元合一，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合在一起又是另一回事，要全面辩证地看待表达与实践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国的现实。也许在我笔下，黄老师的洞察显得轻飘飘的；但在黄老师使用的扎实资料支撑下，我读书时，似乎目睹了民众如何在官府判决与民间调解之间的“第三领域”努力维护自己权利，而官员又如何在律令与现实之间践行“道德实用主义”，这份洞察，不由得我不信。那时，我觉得自己能否申报上研修班，已经没那么重要；单是能够在书里体会黄老师的智识，就已经非常幸运了。

之后便是有幸作为本科生入选研修班，但也沮丧地发现，可能是由于缺乏阅历，自己总是思维逸脱，而不能完全体会黄老师希望我们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深意。上研修班的过程，也是自己努力“纠偏”的过程。此中心意，难以言表。但幸运的是，黄老师总能在关键之处指点，即使当时未能领会，随着之后学习、讨论深入，再去回想，多少能悟到一点黄老师的深意。这种“悟”，就好像是一颗种子发芽的过程：黄老师把它栽下去，助教老师和同学们的教授与讨论给它浇水施肥，助它突破我自己之前的成见。比如黄老师对韦伯“形式理性”的批评，对我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但在助教和同学的讨论中，我意识到“形式理性”其实是一种僵化但又流行的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对中国现实的认识，黄老师并非特指韦伯，而是痛心于今日在学界乃至在整个社会都十分强大的形式主义知识传统。虽然研修班都是线上课程，但黄老师、助教与同学们的善良与真诚，通过微信与腾讯会议并没有减弱半分。

我现在觉得，黄老师的研修班，我上得似乎“又早又不早”。说早，是因为自己还是太年轻，没有形成特别强的对中国社会具体问题的关切，经验也不丰富，容易用形式逻辑给自己“画地为牢”，未能完全学到（对于这一点，我心里一直对黄老师有愧）；说不早，是因为，即使不说治学，任何一个关心中国的人都有理解中国社会的责任，但真正“理解”又谈何容易？而黄老师则是将自己认识中国的方法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出来，虽然自己目前不能完全掌握，但总可以边用边学，越用越会，努力挣脱自己给自己建立的“逻辑牢房”。说到底，“愧疚”不是“免责声明”，而是一种激励：自己要更认真地看清中国。我觉得，认识中国的方法，虽然各个学术名家具体表达有异，但内在精神都是通的：从实求知、躬身入局，知识要从实践中来，学者需要投身实践。我不敢说得太多，因为我害怕自己做得还不够。惟愿在研修班之后的日子里，我能够把黄老师“说的”，真正转化为我自己“做的”，虽然二者可能有张力，但我要努力“言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