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感想

金扬扬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提笔写下这份研修班“最后的作业”的时候已经是十月底的深秋，而在七月份盛夏中接到研修班录取通知的那一日仍历历在目：那时的我尚不知道自己将会遇到什么挑战，却因黄老师“你们是个认真、优秀的学术群体”一句话在心中生出许多责任感来。得知黄老师开设研修班纯粹是一次偶然，那时我虽已拜读过《华北》一书，但因为愧于自己的积累不足，仍然犹豫了两个月才决定递交申请。回想起来，我十分庆幸当时的自己踏出了勇敢的一步，才有了今天满满的收获。 

研修班的课程自八月中旬始，经历三周黄老师法史或经济史的专著阅读和四周四大流派的理论阅读的艰难历程，于九月中旬新学期伊始时结束。同时，我也在经历读博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刚刚完成资格考试，面临真正开展自主研究的挑战。记得在开课前几周我几乎一直处于一种迷茫焦虑的状态，尽管每天都在忙着处理数据、读论文，但在真正重要的方面却没有真正进展：暂不谈题目、方法和材料，我很难想像出我要做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研究——甚至连自己到底关心什么问题都答不出来。因此，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在数据之海中无方向的沉潜，期待幸运和灵感的偶然眷顾。

我将这种碌碌无为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研修班第一堂课之前。由于第一次上课讨论的《华北》一书的笔记是我在申请时就已经写好，故直到这堂课结束的第二天早晨（浏览着第二周《长江》一书目录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一周时间之紧迫。也正因为此，我在研修班的七周之内几乎（不得不）完全将我之前的数据处理和文献阅读工作搁置，除了应付必要的课业任务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修班的阅读、思考与写作中。也正是从这样的投入之中，我渐渐取得了一些对“何为好研究”的感觉和“如何做研究”的启发。

黄老师从如何阅读学术专著（也同样是写作专著）开始传授：提炼中心论点和分论点，总结关键的经验证据，从对作者中心思想的把握出发阅读文本，避免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细节和感受之上。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分辨作者的理论敌手，在与敌手的互搏中更清晰地认识作者的立论观点，进而将单薄的一本专著放入相关研究、观点、立论、证据的历史之中。写作笔记也是如此：以中心论点和主要分论点为骨架，以左右敌手为双目，并以重要的经验证据和论证过程填充血肉。一个领域约有三四十本这样的专著，若每本花上两三天时间阅读并写这样的笔记（两三千字），积累下来便是可贵的财富。理论著作的阅读的难度则更上一层楼，仍记得当时我一边怀着绝望的心情一边不得不静下心来琢磨韦伯和布迪厄艰深晦涩的“大部头”，从未接受过如此高强度理论阅读训练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做学术的“高山仰止”。黄老师讲到理论阅读的方法：第一次阅读只能达到对理论的“认识”而非“掌握”，达到后者则需要至少三四遍重复阅读；理论著作需要我们有更高的阅读自觉——判断作者的观点是否坚实有用，并将其和自己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寻找进行改组、重释与应用的可能。然而，无论是专著阅读还是理论阅读，更重要的是把握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张力，保持经验判断的习惯。

虽然自本科起接受经济学训练已经有四五年，但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乖学生”。相比经济学以科学实证方法研究具体清晰的“小”问题，以数学模型为基础认识社会与人的行为，以统计学因果推断方法建立机制认识的研究思路，我的确更喜欢阅读具有更加充沛的细节、能将现实与理论幽微之处娓娓道来的一些社会学、人类学著作。这当然并不是说经济学就没有趣味或洞见，只是这些著作给了我更强的“现实感”：理论建构如何在抽象的基础上关照重要的事实细节而不至于走向纯粹的理想世界逻辑演绎，其关键往往就在这些细致的地方闪烁微光。黄老师说道，他认为一个可行的研究步骤是先掌握清楚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理论是否合适、有用，其不适用之处往往是进一步研究探索的突破点。这给我的启发就是，与其先掌握问题相关的大量理论文献，不如先去看一看相关的经验研究或具体故事——与抽象的统计数据不同，故事能给我们带来更生动、更整体的把握。这样就能给自己的立论建立坚实的经验认识作为“导航”，再进一步推敲拷问各理论的对与错，而不是“拿来主义”式的套用。

黄老师一直鼓励我们采取的“敌手视角”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研究“人”的学问没有绝对结论，其趣味就在于不同视角、不同时空、不同阐释的“对话”。“敌手视角”就是时刻在脑中保持这样几个“对话框”：不仅要说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想”，更要说明白自己为什么“不那样想”，我的想法的独特之处在哪儿——也就是说，可能带来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更重要的，在实践层面上我们能够取得何种共识与妥协，又有怎样的保留。历史、人、社会的复杂和动态意味着几乎无尽的发现与解释可能性，意味着对话不会结束，而社会科学的生命力也将在“对话”中青春永驻。对于我自己的研究，这样一种视角使我读文献、读书（甚至是一句话）时脑袋中犹如打开了“探照灯”，不停地捕捉重要的地方，并问自己作者为何这样想、对我关心的问题有何启发、又可以怎样地重构与运用。

此外，黄老师还强调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这一点也给了我极大助益。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首先想清楚并记住自己到底关心什么问题——是什么驱使我们开启研究，又究竟什么样的答案才能回答我们最深层的好奇心？缺少问题意识的研究者免不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或遍地打井，或全部依赖于随机灵感而取巧，总是浅尝辄止，没有更深入探究的能力，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个什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们的问题意识表达了我们作为研究者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它连接了我们的经历、情感、反思与未来，是在看似规范标准化的学术著作背后时隐时现的作者其人，也是我认为做研究也许对我们自己意义最重的地方。

研修班结课已有一个月，我重新拾起了之前被“中断”的研究，但却有了更清晰的思路和更坚实的信心。翻看着自八月份以来黄老师每一次的邮件，我自己和同学们的笔记，在那几本难啃的书上我折过的角、画下的线以及凌乱的标注，我清楚地体会到我曾经度过了一段多么充实和难忘的时间。我想感谢研修班的同学们和助教赵珊师姐，短短七周的线上相聚让我们结下了纯粹、真挚的友谊，而是你们出色的笔记、精彩的发言、踏实的付出和热诚的帮助让我意识到自己无论是学识还是品格都还十分需要努力。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黄老师：从被录取到每一次笔记、课堂再到最后的论文讨论会，我从您这里收获了太多帮助，您的治学态度、言传身教与社会关怀让我知道作为社科研究者我们不仅有求知和好奇，更担负责任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