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收获：黄宗智教授研修班课程总结
辛佳颐 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在硕士期间上明清法制史的课程时，老师在第一周便要求我们阅读黄宗智教授的文章，并与一众日本学者的作品相比较。黄老师的文章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是我日后做法制史研究的起点，在那时吸引我的是黄老师明确的论点与流畅的论述，特别是对司法档案这种新材料的运用。站在现在的角度回看，我当时并没有理解到黄老师研究真正的价值，只是日积月累阅读黄老师书写与编纂的作品之后，我便坚定了一个想法：必须要找机会参加黄宗智老师的研修班。不凑巧的是，在读博的前几年，或错过了报名时间，或因为生活学习焦头烂额，我都没有机会到北京面对面向黄老师学习。祸兮福之所倚，直到2021，在全球遭受前所未有的疫情影响之时，研修班迁到了线上，终于我有了一次足不出户便可以聆听黄老师教导，并且与各位同学交流的机会。
在上课之前，我已经读过了黄宗智教授所有关于法制史的书，其中一些作品我不断翻看，甚至于感觉到长期从图书馆借阅的不便，花“重金”购买了一本Civil Justice in China。所以在课程初始，我自诩已经很了解黄老师的研究，在前两周提交了两份法制史相关的读书报告之后，在第三周我选择了挑战自我，选择了《超越左右》这本有关经济史与经济学的作品，这本书中既有黄老师亲自总结的他长久以来进行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也有对中国现状的分析与未来的期待，作为一个对经济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我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来阅读此书，尤其着迷于其中丰富的细节。但之后黄老师严肃批评了我的这篇报告，而在这之后，通过黄老师的指导，我似乎终于明确了读书与读书报告的关窍：首先是黄宗智老师在一开始便强调要抓住作品的重点，用一段话概括全书的论点，第二是指出要挑战的理论，或者说进行理论对话的对象，这两点在之前我已经明白，而第三点，明确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的关键证据，则是我主要欠缺的部分，甚至是在当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过于沉溺于书中丰富的细节并不能帮助我的理解，而正确的做法是，不仅要拎出重要的论点，也要找到关键的证据。
如果说读书是做研究的必经之路，那么听黄老师的讲授或许就是走捷径。不管是自己的作品还是其他的理论作品，黄老师的讲解既清楚明白，又轻松幽默，不仅能将厚厚一本书的内容一语道破，也能对理论做一针见血的批评。这甚至不是黄老师的课上最为精彩的部分，这门课最重要的是，通过黄宗智老师的言传身教，告诉了我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是怎样的。第一，关注你最关心的议题。乍听之下，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但身在学术圈，特别是初入此门的学生，或者不知道自己最关心的是什么，或者被学术潮流与外界的要求不断裹挟着前进，自己的意见似乎居于末尾，而黄老师则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将关注点转向了中国乡村之后，他写出了《长江》《华北》这样极富启发性且影响力极大的作品，故而只有当自己面对内心最深的关切时，才能全心全意投入并且做出让自己满意的研究。
第二点是，黄老师的著作与他在课堂上的讲解，都展示了学者独立思考，并且不断挑战“主流”的珍贵品质，不仅如此，黄老师也不断警示学术界，保持独立思考，不能被阵营或者意识形态所左右。由黄老师所开辟的法制史研究的新路径，并不仅仅是运用了档案材料，更是指出要从实践出发、将表达与实践所结合，并且超越韦伯模式的束缚。而在经济研究当中，黄老师尤其强调要超越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阵营之争，而要以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在主流的经济学之外，探索出新的理论道路。
不仅如此，黄老师所表现出的现实关切，在如今更是难得，每当我在课堂上听黄老师中国的法律与经济发展应该走向何方的问题，心中都会浮现出这个词，“为国为民”。如何提高中国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解决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从而保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黄老师认为按照新自由主义或者其他的理论观点，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黄宗智老师自己不仅在高龄仍不懈工作，并且一直提醒学术界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构建出从实践出发、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同时，黄老师愿意无偿并且无私地开设这个研修班，是他对后辈的关切，更是对学术界未来的期待。
同样令我难忘的是与各位同学的相处与交流。在受到录取邮件之后，我因为忘记回复，助教打电话提醒，让我又惭愧又感动。各位同学的学术背景不同，但大家各有千秋的读书报告与私下的交流，让我认识了自身的不足，并且扩展了我的思路。同学们虽然不能线下见面，但是在微信中分享着各自的疑惑与感受，还有同学无私地分享各种资料，这些都让我获益颇多。在阅读后期理论性过强并且佶屈聱牙的作品时，大家一起吐槽，又相互鼓励，撑过了难过的日子。
疫情之中，身处美国、中国和欧洲的我们，共聚在屏幕之前，一根根光缆与网线连接起我们这个集体。环球同此凉热，黄宗智与各位同学分享着知识、理论、实践与方法，也共同享受着着伟大的作品，希望有一日世界从疫情中恢复，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回忆起这段交织着欢乐与痛苦，更是充满着收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