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的病根 ( 1979年11月16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同时发表)

陈平

《光明日报》编者按：

陈平同志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的研究生。他在这篇文章中，从中外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颇有见解的新颖观点。研究我国农业的历史经验，对于探索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是必要的、有益的。从今年七月以来，陈平同志的这篇文章，曾在一些会议上印发过，有的刊物发表过，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不同意见可以争鸣，但一个青年研究工作者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应该鼓励。本报对文字作了删节。

（正文）

 二千多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农业生产就是以粮为主。到现在中国以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密集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上搞粮吃，路子越走越窄；而欧洲、美国都保持牧农林的混合经济结构，以百分之五到十的农业人口，为人们提供了高营养的食物。近几百年来，中国分工协作的发展始终步履艰难，小生产的传统紧紧地捆住了我们的手脚；而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工农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认识到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些，从全球性的经验，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查评价中国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究竟是通向现代化的大路，还是小生产的绝路？对当前农业思想的讨论，我们希望从单纯技术经济的角度上升到整个历史和全球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否则难以彻底解放思想，选择良方。

 一、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原因

 从历史上看，造成中国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多山少地、交通阻隔的自然条件；二是土地战争产生的经济政策。这两方面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并不取决于个别帝王的意志。

 （1）多山少地、人口增长，促使农牧混合经济转变为单一农业经济，并进一步从大土地经营（井田制）瓦解为小土地经营（地主制）

 牧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所需劳力少，单位面积可供养的人口也少。因此有无充分的土地资源是古代能否发展牧业的前提。欧洲、美国和中国的纬度、面积大致相当，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平原面积占一半以上，中国只有十分之一。欧洲宜垦土地面积为中国的七倍。因此，欧洲一直保持牧农林混合的经济结构，森林覆盖率高达三分之一，分布均匀。因此西欧气候良好，农业区基本上不存在土壤沙化、盐碱化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二是山地，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因此中国很早就感到耕地不足的威胁。考古证明，早在夏代畜牧业就以喂粮的猪狗为主、食草的牛羊次之。祭祀用牲，商代数百头，西周降为一牛一羊一猪。春秋以后大牧场几乎不存在，所以可能早在西周，至迟在春秋战国，中国已经由农牧混合经济逐渐演变为单一农业经济。春秋各国争霸，竞相奖励生育，人口激增，按人平均土地下降，迫使人们毁林开荒、扩大耕地。到战国时期，造成井田制的瓦解，从大土地种植转为小土地种植，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地主小农经济。这种情况，从商鞅以后持续了二千多年。值得注意的是井田制的瓦解不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而是土地危机的加深逐渐造成的经济结构的恶化。尽管当时的生产工具逐渐进步，但经济结构的恶化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

 西欧的经济以牧牛为主，不需要大量人力，无需奖励人口生育，整个中世纪的西欧人口基本稳定。单纯农业经济需要大量劳力，谁家壮丁多、垦地多，谁家就相对实力强，这就刺激人口增长，特别多生男儿一直是农民的传统愿望。其结果是进一步导致按人口平均的耕地下降，构成恶性循环。理解农业经济的这一特点，对分析中国历代的经济政策有重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只存在到商代，奴隶社会的瓦解比西欧早得多，而不少游牧民族的奴隶制一直保持到近代。这可以从农业经济比牧业经济更多地依靠人力的因素得到解释。周代的农业以农为主，牧业为次，看来这和周代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有密切的关系。

（2）土地战争、征兵积谷强化了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形成单一农业经济。此后中国历代的群雄争霸、农民起义，实质上进行的都是土地战争。地多则粮多，人多则兵多。「有粮则有军」，「有军则有权」，这是中国二千年来内战的规律。司马懿说：「灭贼之要，在于积谷。」朱升向朱元璋献策，把「广积粮」作为称王的经济基础。秦修驰道，隋开运河，目的都是为了运输征收的粮食进京。历代帝王兴修水利、奖励生育、厉行屯田，都是从维持其统治所需的军队出发。据估计，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人口大致在一亿左右，以后变动不大。中国西汉到明代的人口都不超过五千万。但是中国历史上战争的规模和军队数量为欧洲的十倍以上。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的远征军为三、四万人，到中世纪的十字军也只几万人。欧洲历史上只有罗马帝国建立过高达二十万人的常备军。但是牧农混合经济无法支撑这样庞大的官僚和军事机器，造成大农场的破产和城市商业的衰落。异族入侵时西罗马帝国不堪一击，导致奴隶制的瓦解。中国自战国起战争规模都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人左右。其基本原因是粮食易于储积、运输、征集囤积，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牧业为主的国家，肉类无法久藏，腌肉数量也不易多。西欧骑士作战须自带口粮和侍从，秋天打仗、冬春休战，无法维持庞大的常备军。中国土地战争的经济规律进一步强化了历代皇朝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中国历代的改革家都没有触动过土地制度和单一农业的经济结构。

 （3）山岭纵横、交通阻隔造成了封闭的经济体系，阻止了农牧业经济的混合

 欧洲山脉不高，海岸曲折，交通方便。加上肉类不易储藏，需要东方的香料来制作腌肉，压制臭味，因此东西方贸易一直是欧洲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环节。从公元前六世纪希腊人开始的商业殖民，到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和近代的英西战争，实质上都是商业战争，主要目的在于争夺陆地和海上贸易交通线的控制权。这与中国的土地战争，具有全然不同的目标。

 中国地形复杂，全国分割为许多大大小小的经济自给区。中国北部地区游牧民族的主要产品牲畜，在中国多山的内地极难赶运。而轻便的丝绸、棉布销路很广。除了汉、唐两代中国从西域换得大批马匹用于军事之外，中国单一的农业经济加上交通困难的地形限制，使中国经济对外来经济的需求极小。长城的修筑，是阻挡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经济交流，防止形成农牧混合经济的重要标志。筑长城虽然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在客观上强化了单一农业的封闭体系，阻止混合经济的发展。

二、单一农业封闭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

在世界历史上，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形成了单一小农的经济结构，只有中国存在灾害频繁的地上黄河，也只有中国患有改朝换代周期动乱的顽症。特别要指出的是，直到今天中国的农业结构和小农思想，仍在顽强地抵抗商品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竟然四次出现皇朝复辟的图谋，从经济根源上看，都是来自同一病根。因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产生地主官僚专制制度的深厚土壤。

 （1）自然生态破坏，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递减

 农牧林混合经济结构的最大优点在于保护了地球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毁林开荒、消灭草场彻底破坏了千万年间形成的生态结构，导致水土流失、气候恶化、地力贫瘠，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基础。我国人口密集的文明发源地──黄河流域首先遭到严重破坏。《汉书》己载，陕西绥德一带「富饶多畜牧」。汉长城到明长城向外推移的地区，由昔日的牧场变成今日的沙漠。半干旱地带开垦的荒地不可能维持。黄河水灾的周期不断缩短。据统计，秦汉间平均二十六年一次，三国五代十年一次，北宋为一年，元明清为四到七个月，到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竟三个月一次。二千年间黄河决口一千五百多次，其中大改道二十六次，河道高出地面三到十米，为世界害河之冠。中国历代政权不稳，连年战争，火攻烧山。代代新修宫室，大量耗木，加剧内地森林的毁灭。同样系多山之国，日本森林覆盖率为百分之六十八，中国仅百分之十二，且都在边远地区。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陷入恶性循环。水利工程代代修，常常垮，工程越拉越大，效果越来越差。此外，森林伐尽造成农村的能源危机，只好将可作绿肥的宝贵秸秆充作燃料。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据统计，我国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为低产土壤。农田平均有机质含量只有欧美国家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因此，尽管中国汉代以后铁器农具和耕作技术高于西欧，农民辛苦的程度举世罕见，但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非常缓慢，按人平均的粮食产量不断下降。按范文澜的数据估算，西汉平均亩产约一百斤，北宋苏州地区亩产可达七百到千斤以上，这并不比现在的水平低。西汉按农业人口平均的粮食在一千到一千五百斤左右，远高于现在的水平。这就充分说明单一农业经济的弊病。

 （2）人口问题和周期性的土地危机

 中国目前耕地约十五亿亩。西汉垦地八亿亩，黄河流域基本穷尽；唐代垦地十四亿亩，东南地区大体开发。西汉平均每人耕地十四亩，唐代三十亩。此后不断下降。可见汉唐两代的盛大，并不表明按人平均粮食有多大的提高，而是在于耕地面积扩大，从而使朝廷可征集的钱粮总数大大增加。从经济结构上看，西周到战国的一千年间为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西周经济结构是以农为主的农牧混合经济，土地制度为大土地经营的并田制，社会稳定。春秋时期演变为单一农业经济。战国时期人口增长和土地危机导致井田制瓦解，地主制出现。秦汉到五代的一千多年间为停滞期，地主制确立，但大庄园还局部存在，出现周期性动乱。宋以后的几百年耕地扩大走到尽头，土地分割更加细碎，经济危机全面加深，封建社会进入没落期。

 西欧在中世纪土地不许自由买卖，庄园保持很大的规模，到资本主义时期土地才允许自由买卖，使庄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农场。中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使毁林开荒不受限制。土地兼并的无限趋势和有限的耕地面积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造成周期性的土地危机或粮食危机，直到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内战，消灭大量人口导致大量荒地出现，才使危机获得暂时的解决。

 秦汉以后社会动乱的状况，存在长短两种周期。短周期在几年到几十年之间，主要系周期性的天灾引起，当然统治者的暴政也是一个因素。长周期为一到二百年左右，表现为全国性内战或起义，有的还招致外敌的入侵。周期的长短主要取决于上次大动乱造成的破坏程度。隋末农民战争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出现广大荒地，使唐朝统治者的「均田」较为彻底，土地自然兼并的周期就较为长些。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土地危机对生产力破坏的猛烈程度是世界上仅有的。以人口升降为例，战国末年人口共二千万，秦末农民战争后仅余十分之三。西汉人口高达六千万，三国初年仪剩百分之二，到盛唐的一千年间都恢复不到西汉的数目。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在中国二千年间至少发生十次，西欧仅发生一次。异族入侵灭亡了西罗马帝国，导致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产生，此后西欧虽然教派冲突和各国战争不断，但没有再发生巨大的破坏，经济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发展。只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才达到中国二千年前战争的规模，但大战的经济基础已是工业而非农业了。中国直到二十世纪，农业危机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块大地。虽然我国目前的工业产值已远远超过农业产值，但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仍然具有古代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

（3）阻碍分工、抑制交流的超稳定经济结构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事物的稳定性和进化度是任何一个生物物种或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首要特征。量子生物学、非平衡态热力学和控制论、突变论都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同样可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单纯游牧经济是极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以放牧、劫掠为生的民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伊斯兰帝国都是短暂的军事行政联合，很快就归于瓦解，只留下部分稳定的已开发的农业区，如埃及和叙利亚。单一小农经济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这是中国尽管动乱频繁，却始终维持一个军事专制的封建帝国的重要原因。历史上以游牧为生的鲜卑人、金人、蒙古人、满人等少数民族几次入侵内地，最后都从军事贵族转化为农业地主。其主要原因不在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在于生态破坏是难以逆转的历程。地球是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森林、草原、各种生物之间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是几千万年间形成的，一旦破坏就造成遗害无穷的后果。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要恢复局部的生态结构都要求大量资金和相当岁月；可想而知，在技术低下的古代几乎无法挽回。黄河流域狭小的耕地要供养众多的人口，在不能从外部输入食物的条件下，只能走精耕细作，单一产粮的老路。中国传统的农业政策恰如鸦片，越是病人膏肓越赖以刺激兴奋，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

 应该指出，中世纪欧洲农民受剥削的程度远较中国农民为轻。中国的地祖率在二分之一以上，外加官府的沉重捐税。西欧教会的征税额为十分之一，佃农向领主交纳实物的惯例鸡和蛋为十二分之一，蜂蜜为十分之一。原因仍在于畜产品不能久藏，剥削量仅以贵族的适时消费为限。农产品的掠夺则不受产品本身性质的限制。因此中国的农民极端贫困，残酷的压榨使中国的单一小农经济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中国穿衣用棉布，棉布易于加工的性质使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结合，造成工业和农业分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的运输困难加上历代实行的官商官工制度、户口保甲制度、闭关自锁政策，这些都进一步抑制商品的流通、人员的交流和协作的发展。整个社会内外经济缺乏横的联系。社会体制不是一种网络结构而是一种垂直系统。因之虽然政权极不稳定，但是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却超稳定。外来资本主义也极难动摇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

 西欧的牧农混合经济是一种亚稳态的经济结构。其稳定性在于农业，可变性在于牧业。农牧混合经济要求贸易和分工的发展。比如羊毛和皮革，牧民一般加工不了，使衣着用品的生产逐渐集中于手工业者和商人聚居的城市，但贵族都住在乡下的庄园，以享受新鲜的肉、奶，这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发展。资本主义势力之所以在西欧得到发展，正是从中产阶级在封建势力薄弱的城市取得自治权开始的。而对香料的需求，又推动着人们探求东方的航路，扩大了世界市场，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国恰恰相反，尽管中世纪中国城市的规模比欧洲城市大十几倍，但城市却是地主官僚聚居的军事政治中心，商人和手工业者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都不占重要地位。同时农村对城市也不存在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而城市却依赖农村而存在。这就造成了中国农民游击战争得以发展和包围城市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中国商品经济生长的重大障碍。

 由此可见，存在了几千年的单一农业经济，是长期阻碍中国发展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经济根源。据此我们可以理解鸦片战争以后，为什　中国的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屡遭失败，至今封建传统仍然十分强大的病根。不改造保守的经济结构，不可能建立革新的政治体制。

三、我国农业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前途

 （1）我国农业现代化在客观条件上受到的基本限制

 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限制是，多山少地的自然条件形成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解放后，尽管花了极大力气，但粮食增长率只略高于人口增长率。要考虑到扩大耕地面积的可能性小，增施肥料对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不能估计太高。更值得注意的是产粮区成本高、产值低，对农机的要求复杂，使得耕作机械化在工业高度发展以前，不可能成为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根本出路。

 我国经济还面临第二个困难，即缺少海港和陆上交通网，不能像日本那样利用优越的海运条件大量进口原料，迅速输出制成品。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由于世界市场的存在，决定经济命运的是工业而非农业。我国解放后，农业上的波动对整个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不得不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其原因在于中国大体上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我国工业结构的效率很低，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农业商品生产的比例也很小，既不能像日本那样用工业品换粮食，也不能像一些东南亚国家那样用高产值的经济作物去换取粮食。农业被迫自给自足，造成工业受农业拖累。

 从长远来看，正确的方针不应因为交通困难而要求牧区粮食自给，反对南粮北调，反对进口粮食；而是恰恰相反，应该大力发展交通网，以此促进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如果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则中国的林、牧、渔业和经济作物大有发展的余地，即使粮食生产暂时缩减也是值得的。

 （2）建立生态平衡的农林牧的混合经济结构是改造我国的百年大计

目前虽然有人已警告长江流域有变为第二个黄河、东北平原有变为第二个黄土高原的危险，但是单一农业造成的生态危机远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从长远看，不仅黄土高原，而且东北、东南、西南等所有农业区都应逐步改造为生态平衡的农林牧混合经济布局。这样做，在一个时期内耕地面积可能要缩小一些，但如果措施得当，仍然能够提高粮食总产，而且可以开展多种经营，同时在人口密集的农业区还可扩大树林和草地。这样才能逐步恢复或者建立新的生态平衡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业面貌，打破二千年以来的恶性循环。改造农业经济结构是比农业机械化远为根本的大事。我们需要的不是什　愚公移山，而是愚公造林、种草、放牧。由于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综合学科，造林、种草并且要求同粮食作物搭配得当，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收益，这实质上比单纯种粮更需要科学。为此必须开展大规模的科学调查，进行全面的规划，对农民进行农业科学的普及教育。

（3）解决农村的物资、能源的传输问题是农业发展的关键一环

 粮食的生产、林木的发展，只要因地制宜，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广大农民有极大的潜力。问题在于工业究竟应该怎样真正促进农业的发展。以往片面追求拖拉机数量的做法，不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状况，不受农民欢迎。农业机械化的口号，也没有研究分折农村实际，指明从何处化起。据美国和西德调查，农村户外作业中运输量占一半左右。中国地幅辽阔，地形复杂，估计中国农村运输作业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是完全可能的。目前，我国的拖拉机绝大部分用于运输，效率只有汽车的十几分之一。不大力发展农用公路和农用汽车，不建立汽车和拖拉机的合理比例，钢材、燃料都是极大的浪费。我国的林区、牧区都是内陆和边区。不发展运输和农副产品的加工、冷藏、包装工业，不仅无法输出到国外市场，运到国内各地也很困难。要想把我国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落后的交通系统是目前的主要障碍。

 工业不向农村提供廉价高效的充足能源，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我国农区能源短缺，高原和山区运煤极其困难，能量利用率也低。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给交通不便的农村提供更多的电力、煤气或燃油等便于传输的二次能源，这就向工业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改造目前以燃烧固态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发展便于传输的其它能源。

 四、应当研究经济结构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规律

 要推进四个现代化。必须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全部经济史和科学技术史都无可置疑地表明，分工不断发展，协作不断加强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整个自然和社会，整个经济体系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片面夸大单一技术部门的作用，以某种技术路线来取代综合平衡的经济和技术政策，在历史上造成了无数的灾难。存在了两千年的我国单一农业经济所带来的恶果，就是明显的例证。今天，我们主张采用经济结构的概念，全面研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以免重犯单一技术路线的错误。

 前面已分析了我国农业的经济结构如何对中国社会一系列特殊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同时看到近二百年间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生产关系也有一些变化。这使我们深深感到经济结构是决定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中介环节。

 马克思把生产力的要素归纳为劳动对象，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三个因素。他强调了分工协作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经济结构的思想。建议根据当代生产发展的新实践，明确地把经济结构列为生产力的第四个因素，并深入研究经济结构矛盾运动的规律。

 希望科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来讨论经济结构的规律，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探讨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