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廿九日是研修班结课的日子，为纪念这段特殊的旅程，我特意将课程阅读材料整理在一起，拍照上传朋友圈。有些书因多次翻阅，书脊磨白、书口起卷，且尤以黄老师的著作为最，故有评论写道：“黄宗智六本韦编三绝”。我自知难当此谬赞，但这七周所读均属研究基石，的确值得三绝韦编，而围绕它们进行的精读、琢磨、讨论、反思都扎扎实实地促成了我这段不易而又幸运的成长。
黄老师的课程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训练精准阅读的方法，并使之成为习惯，所用文献为黄老师研究中国小农与法律的六本专书；后一部分进入理论学习，目标在于培养独立阅读纯理论著作的能力，研读文献分别选自当今学界四大理论流派（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实体主义）。而贯穿整门课程的是以精准撰写读书笔记为主的训练方法，以及经验与理论相连接的中心议题。
撰写读书笔记（或读书报告）是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我自本科起已撰写过数十篇读书报告，还曾戏谑自己为“书评专业”。但那时的笔记，写的草率就仅为摘录、串联句段，写的认真也不过是拎出文中几个观点阐发议论，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至于读书“过目就忘”，笔记仅为装饰，书到用时只能从头再读。所以，我申请黄老师课程的最初目的就是学习阅读专著及撰写笔记的方法。
黄老师告诉我们，阅读研究性专著首先要掌握其中心论点，并用一句或一段话将其总结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注意到概念与经验证据的连接。在总结时要力求精准，并运用自己的语言。别看这些“口诀心法”只有寥寥数行，但践行起来却着实不易。据黄老师介绍，阅读并撰写笔记平均需要三个整天，字数只需两三千字即可。然而对于我这个初学者而言，为使笔记合格，每次至少得用三天，而在阅读理论时甚至需一周。我始终记得阅读韦伯时的体验，正如我在笔记中的感叹，那是“如同登山般的艰难阅读”。与时间效率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精准总结论点。黄老师告诉我们，阅读一本书要分清它的题目、观点和论点。题目是研究的对象与内容，观点是作者的立场（如左、中、右），而论点才是作者真正想通过这本书说明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东西。而我受益最深的，是两个教训。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也社会变迁》的笔记中，我陷入本书的“包装”之中，以致模糊了本书真正具有创造力的论点：在商品化与人口压力的作用下，华北的小农形成了需要“两支拐杖走路”的贫农经济。在《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的笔记中，我先入为主的定好框架，并将本书的对手限定为本土东方主义，以至于削足适履，曲解了本书的原意。这让我懂得一本书就像一个靶子，我们阅读的目的是精准地击中处于中心的十环，而这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努力。
学习的经过是不易的，收获则是丰富和甜蜜的。在研读《农民经济组织》时，我运用黄老师传授的“在理论对手的交锋中学习理论”的方法撰写笔记，受到黄老师的嘉许，使我备受鼓舞。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次的交流与反思中，每一本书的轮廓渐渐清晰，骨架逐渐完整，血肉日趋丰满，中心慢慢突显，它们不再是印记书单上的名字，也不是笔记上简单的记录，而是可以保存在口袋中随时阅览使用的助手与伙伴。尤其是在近日的阅读中，偶然发现一位知名学者对“第三领域”的分析并不精准时，踏踏实实地感受这七周学习的可贵与难得。
如果说读书方法是意料之中的收获，那理论与实践相连接的治学理路则是意外惊喜。一般来说，历史学训练是重经验轻理论的，我自己虽对理论抱有兴趣，但往往浮光掠影，不过是阅读些二手著作，未能直入塔中，上寻相轮。即便了解到一些理论，也仅作谈资，并没有生出掌握与运用理论的勇气。所以，对于课程中的理论学习，我起初只当作是场智力训练。然而，黄老师在第一堂课便赞叹理论为“核武器”，恰当地运用理论能做出不一样的研究。在讨论恰亚诺夫理论时，黄老师还表扬我具有理论头脑，鼓励我将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这在我心中化作了长久的动力。随着课程的推进，理论渐渐展露出它的魅力与威力，“过密化”“实用道德主义”“实用理性”“地方知识”这些精妙的理论概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借助它们，我过往积累经验碎片仿佛被拼成了一幅幅完整的图景。这里不得不说下布迪厄的《实践感》，我在阅读时被它迷宫似的文字折磨的不轻，多次扶额长叹，并发泄似的在某书评网站上只给它打下了三星（满分五星，三星意为“还行”）。然而，在讨论完这本书，对其理论逐渐理解之后，突然发现，所谓的“场域”“惯习”与“象征资本”无时无刻不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连我最近看得一部电影（《利刃出鞘》）中的关键情节，也无一不可用“场域”“惯习”来解释。也许真正的“实践感”理论就生长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吧。
然而，学习理论并不是为了成为理论家，而是为了求真，其方法就是课程的核心：“连接理论与经验”。黄老师常笑称自己是“异类”，我起初颇为不解，一位中国研究领域内顶顶有名的大家，怎么会是异类。后来发现这或许缘于学术环境与学术领域的差异。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长期秉持着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研究思路，其目的不在于探求现实世界，而在于创造与发明理论。与他们相比，黄老师重视的是真相。黄老师常说，研究要从经验证据出发，借此来检验各种理论，并据此对进行修正，达到更符合事实的概括，然后再返回到经验中去检验。即一种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中的治学理路。这种重真相的理念与史学研究颇为相似，但又不像传统史学那般排斥理论。这样来看，黄老师恐怕真是“异类”呀（笑）！不过，这倒让我想到了一条箴言“史无定法”，在追求事实真相的道路上，一切理论都只是“法”，而真相才是应当追求的“是”。
就某些方面而言，写作本篇感悟要比撰写笔记困难，因为有些影响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现，有些转变是在不知不觉中显现，很难用逻辑去寻找，用文字去表现，但它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就如我们不知从何时起将记笔记作为一种习惯，不知从何时起将“精准”一词挂在嘴边，不知何时起将“理论与实践相连接”作为研究的指南，也像不知从何时起希望能有一杯可乐带给我们第二个早晨。这些悄无声息的宝藏，但都将影响着我们此后的学术生涯，有力而绵长。
2019年12月31日
于人大图书馆人大文库
（陶志鑫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