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次
一、如何读书
（一）为何读书
1. 掌握主要理论流派
2. 积累理论敌手的素材
（二）如何读书
1. 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
2. 接受一种方法、一套理论
3. 学会阅读理论著作
二、如何写读书报告
（一）拨开观点的“迷雾”
（二）连接经验与理论
（三）找出文章的理论红线
三、如何做研究
（一）“求真”：历史感与真实感
（二）悖论与逻辑
（三）走向实践社会科学
七周七次的课程、每周三天的阅读、共计七本书的梳理，组成本次研修班的主要内容。回首看来，学习多派理论、聆听黄老师教导、结识一众好友，成为本次参与课程的最大收获。在课程结束后的第四天，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一种想要回顾的“冲动”油然而生。若要将两个月的学习经历视为一本书籍，那么课程总结也便是“最后一次”读书报告。对此，笔者将抽象出三条红线，分别是如何读书、如何写读书笔记以及如何做研究，同时连接“经验”（具体经历）与“理论”（内心感觉）对本次课程做一宏观但又具体的考察。
一、如何读书
在研修班的第一堂课上，黄老师便开门见山地告诫阅读理论著作的重要性，也即课程开展的基础，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何读书，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答案或许是：我们要学会思考、获取智识、与前人对话等等。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阅读理论著作的作用究竟几何，却有待细细品悟。对此，有两点理由尤其需要注意，其一，掌握主要理论流派，其二，积累理论敌手的素材。前人有众多的理论著作，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资源，因此，首先要掌握不同流派的理论，例如课程中所提及的恰亚诺夫的实质主义、韦伯的形式主义抑或自由主义、吉尔兹的后现代主义等。在此过程中，区别经典理论与庸俗理论，对经典理论有所把握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习理论的目的不是寻求或掌握全能性的真理，而是提出问题，较高的一个境界是在理论和实际脱节点上，或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上，提出问题，并试图超越现存视野。理论的作用不是找答案，而是对我们有所启发。所有理论都有盲点，尤其是对中国经验而言。换言之，掌握主流理论是问题提出的基础，读理论但不信理论。其次，树立理论敌手。一般情况下，学术研究均非“开天辟地”、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渐进性发展。对此，找到理论敌手，是学术研究的关键出发点，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能够进一步澄清、推进自己的分析概念。就本课程中的书目而言，每本书均有其理论敌手，例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其理论敌手便在于实证主义、形式主义。
在明晰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后，究竟如何读书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黄老师提倡，首先要养成连接概念与经验的阅读习惯。读书必须要掌握作者的中心论点（当然有许多没有形成中心概念的著作，甚或主要是经验信息堆积类的著作），而为了精确地掌握一本书，也是为了锻炼自己概括能力与养成连接经验与概念的思维习惯。读书笔记要总结作者对自己中心论点的主要经验支撑证据，并同时照顾到中心论点次一级的阐发性概念及其经验根据。最后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或者，如果由自己来写这本书，会做怎样的修改？这样的读书习惯也是为自己做学术研究，写学术专著的一种锻炼。能够清楚掌握好的专著的设计和结构，才有可能自己撰写优秀的学术著作。其次，阅读必须首先接受一种方法、一套理论。也就是说，先在某一种理论流派之中，深入浸淫一段时间，作为入门方法，锻炼自己概括和连接概念的能力，然后进而学习其他流派。通过理论与理论的对话，能够更好地掌握一本书的精髓。再次，学会阅读理论著作。其实，在研修班之前，我很少阅读理论著作，尤其是世界性的大理论。专业的视野局限了我的认知范围，从而无法将中国的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在黄老师的引导下，我才真正开始阅读、钻研并初步掌握理论著作。可以说，只有在掌握理论之后，才能发现悖论现象、拥有理论自觉。
二、如何写读书报告
在黄老师看来，要精读一本书，读书笔记是尤为重要的。阅读之后，在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之中，对一本书的记忆是比较清晰完整的，之后便逐渐模糊，几年之后便几乎不可能在脑袋里作详细的找回检索。因此，我们要在记忆清晰的时候，精确地总结这本书以备将来之用。这样的总结，不是被动的摘抄，而是积极的消化，迫使自己在记忆最完整的时候，按照上述的方法精确地掌握这本书并对之进行系统思考。因此，如何撰写读书报告成为这门课的关键内容。在黄老师七周的教导下，在读书报告的撰写上，笔者形成了三点心得。
其一，拨开观点的“迷雾”。我们需要区分题目、论点、方法论与观点，并找到全文的支撑性论点、同时掌握经验证据。一本书的观点固然重要，是重要的理论武器，但却难免陷入左右的倾向，而关键在于经验与论点的连接以及观点的提出过程。若是阅读一本有份量的经典书，只看观点，要么就是空洞的外国理论，要么虚无缥缈的理论推衍。实际上，伟大的理论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实践经验中出现的，关键在于如何将理论与经验相连接，这是我们读书笔记所需要着重考虑的。
其二，连接经验与理论。在掌握文章中心论题后，要将每个分论点与经验事实相连接，一要看经验事实是否真实，二要看经验到理论的过程是否符合常理与逻辑的判断。对此，初步的做法是，将经验与理论（或论题）摘出来，先做对照、找到二者逻辑的连接点；较高水平的做法是，选择关键的经验事实，将经验融入到论点的论述中，找到二者的理论连接点。
其三，找出文章的理论红线。好的读书报告并非记叙型的，而是反思性的。若是只将核心论点与经验事实加以堆砌，只能流于一段“流水账”，因此读书报告的关键在于理论红线。一本书的理论红线可能十分明显，也可能掩藏于内容之中。尤其在后者的情况下，便需要借助理论敌手的帮助。一般而言，凡是理论敌手所没有解决的、与实践经验相悖的，恰恰构成文章的中心议题。
一旦做到了前述三点（梳理理论红线、找到理论敌手、作出经验判断），读书笔记的写作便可被简化为一种技术性操作，其一般需要遵循三个步骤：第一步先概括中心论点，第二步概括需要批判的理论敌手，第三步是作出经验判断，连接经验和概念。阅读经典著作，首先是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一段，甚或是一句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注意到概念与经验证据的连接。总结的时候，必须要精确，并尽可能用自己的话（因为那样才会消化，使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一个可行的阅读次序是先看首尾，掌握其中心论点之后才逐章阅读，每章看完之后用自己的话总结。
三、如何做研究
阅读是学术的开始，读书报告是学术的基础，而最终的目标做到真正的学术研究。优秀的学术贡献需要带有明确的问题，经验证据的目的是用来解释重要的问题，而问题的提出要靠经验与理论的连贯适用，不可偏重单一方面。最理想的状况是通过新鲜的经验证据来提炼新鲜的概念，用以解决重要的理论问题。而理论问题，既可以是不同流派理论的交锋点，也可以是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点。也就是说，理论可以被当作对经验证据提出的问题来使用，但绝对不能被视作已有的答案。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中国的经验实际或实践出发的，经验是其永远的研究素材与归宿，即形成一种实践社会科学。
当然，质疑理论是学术研究的态度，但并非学术研究的目的，其关键在于两个字，也即黄老师所言的“求真”。只有经验有着深入的把握、对理论有着基本的掌握，才能作出真正的研究。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秉承两个观感，分别是真实感与历史感。其一，真实感是对经验事实的真实感官。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大量独特的经验事实不断冲击着既有的理论，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释，甚至可以说，中国当下的方方面面均是悖论的集合体，即与西方理论相背离。换言之，真实感的根本目的是勾勒出有待考察的问题相关的基本经验现实，尤其是其中的悖论现象。其二，历史感是对问题的历史化解读，从历史本身发现问题和解释问题。只有深入中国历史，才能认识到，中国历史实际与西方逻辑迥异：表达与实践既背离又抱合，既矛盾又统一。同时，开阔的历史视野有助于减少由于意识形态、理论立场所带来的思维上的局限性。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不要经常被大理论所吓唬，觉得自己的真实感不可靠。对于不符合真实感，不能只从理论出发。学术的目的就是发现真实，说服他人”。因此，保持这两种观感，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现问题。
那么，问题又是从何而来呢，答案是从悖论与逻辑中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现象都与西方理论存在背离，几乎都是悖论。长久以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才起步阶段，由于缺少本土的理论，无一不是甘做西方理论的注脚。只是，一味地剪裁经验事实适应西方理论，确实容易为主流刊物所接纳，但却背离了真实感。因此，只有认识到中国的悖论性，才有可能连接中国的实际与西方的现代理论，并将学术研究扎根于中国的实际。对此，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悖论的重要性。对于学术研究而言，需要正视悖论，而不可像当今许多研究那般，硬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盲目地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悖论有三种存在形式，其一，理论与经验的脱节：一个好的方法是从经验证据与现存理论的脱节点出发，与现存理论（尤其是经典性的著作）对话来澄清、推进自己的概念。典型的例子为，黄老师认识到中国清代法律实践的特殊性，发现中国古代实质理性的实践本质，从而与韦伯的理论进行对话。其二，跨越不同理论流派，在多种理论的交汇点中找到问题。因为同一流派中的论证，多只关乎次级问题，而不同流派的交锋点，常常是最为基本和关键的问题；通过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议，可以更清晰深入地同时掌握不同概念，并把自己的认识和问题提高到最基本的层面上。典型的例子如，黄老师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通过借鉴三大理论传统，形成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研究进路。其三，还要注意到，中国的历史实际存在着一种表达与实践的特殊背离，这一点可谓是中西方思维的基本差异。其次，注意逻辑的重要性。大多数研究者遵循的是一条单线逻辑，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仅仅偏重演绎或是偏重归纳；二是遵循西方逻辑，拒斥实在的经验事实。对此，黄老师指出，真正的研究应当是形成新的逻辑抑或双线逻辑：其一要做到先归纳后演绎；其二要做到创设出一种新的逻辑。其典型的例子在于，中国的无过错情况下承担责任的问题，需要摆脱西方的严格责任而走向无过错责任。
实际上，在学术的世界里，西方理论体系、逻辑框架的统治是无处不在的，但悖论现象却疏少学者注意。在刑事诉讼领域，这一现象可谓是大行其道。一直以来，围绕对抗制展开的法官中立、控辩对抗，以及一整套程序正义体系，占据学界的主流地位；几乎所有的讨论均是在这一背景、前提下展开，将之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是否必须遵循程序正义这样的单线逻辑，我们又是否必须在英美或大陆之间选择其一。如果说西方经典理论建构了一个黑白分明的世界，那么中国便是一个黑白混搭的灰色世界。立足黑白世界，西方理论构建出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如传统与现代，家庭式农场与资本主义大农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理性化的科层制与非理性化的家产制，形式理性法律与实体非理性法律。但是，中国的制度经验却时常破除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面。对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中国所呈现的灰色世界是对黑白世界的“偏离”而最终将回归到黑白世界，还是灰色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常态？在黑白与灰色的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决定色调配置？具体来看，在发现一个实践问题之后，学者时常会想当然地将之归结为实践乱象、制度改革的对象，殊不知陷入了单线逻辑、进入西方非此即彼的理论框架、错失了悖论现象。实际上，如果从中国的经验实际/实践出发，而不是从舶来的理论出发，或许便能认识到中国的悖论性。在面对悖论的情况下，绝不能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盲目地塞进西方的理论框架，而应当从实践经验出发，通过概念化的努力，与西方成熟理论展开对话。正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正如黄老师所教导的，我们需要摒弃西方理论所隐含的价值规范和意识形态建构，需要警惕西方理论所蕴含的预测指向可能带来的误导和“陷阱”，立足本土经验，用能够准确掌握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探寻出一条扎根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概念和社会科学。
最后的最后，课程虽然已告结束，但道不尽的依旧是感激之情。感谢老师的教导，每一次的督促、引导与鼓励始终铭记在心；感谢同学们的陪伴，短暂的同窗时光令人难以忘怀。山水一程，何其有幸！
（王瑞剑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