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坐在书桌前，望着不远处的残雪。回想前夜，研修班刚刚结束，黄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开怀大笑仍然历历在目。时光流逝，这晶莹剔透的白雪总会慢慢消融，了无踪迹。但七周密集而酣畅的学习，就像那漫天纷飞的大雪，会永远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
在短暂而又漫长的七周，我阅读了十一本经典著作，写了十一篇读书笔记，总计五万多字。再加两万多字的课堂笔记，将近八万字。七周完成八万装载着疑惑和思考的文字，这一工作量打破了我的记录。可以说，正是这八万字将研修班的训练凝固下来，成为了这次学习的最大收获。
回顾学习经历，老师教学须与学生自学紧密配合，才能学有所得。周五上午，黄老师会依托笔记带领大家讨论，熟悉经验和理论。要想融入课堂，就需要在课前做好准备，课后做好整理。在这七周，我几乎没有规整的休息时间，有的也只是一些见缝插针的忙里偷闲。一周的日常从读书开始，除了吃饭和午休，一坐就是一整天。书读完，便着手写笔记，在电脑前一坐也是一整天。从太阳初升，照亮了远处的楼房和近处的树林，到略显刺眼的余晖洒在书卷或屏幕上，每天都这般恪守尽责地进行着。几乎在每周三提交笔记后，我都有种殚精竭虑的感觉，似乎已经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在周五上完课后，我立即回顾课上的内容，尽快整理出授课笔记，同时记录一些思考和疑问，还有与同学的讨论。
无论是读书笔记，还是课堂笔记，我都遵循“凡可尽力，概不偷懒”的原则。这个原则好几次让我在写作中感到头晕目眩，苦不堪言。不过，我很开心这样要求自己，并且挺了过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此过程中，与痛苦相伴的是程度极高的幸福感：那种挣脱寂寞沼泽后获得新知的畅快，那种绞尽脑汁思考难题后的豁然开朗，那种废寝忘食写作后留下的思维足迹，那种因认真对待人生而浮现的安宁……我仍记得在一次午饭时，我和志鑫、刘琦在人大留食讨论关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足足争辩了两个小时；另一次饭后，我和宇昕、冰雪等同学在人大教二草坪前，大家站着交流了许多学术问题，又是两个多小时；就在上周，我和博文在地坛公园讨论批判主义，在中关村讨论文化研究，在天坛讨论布迪厄，在清华园讨论中国的过去与未来……这种追求真知的幸福感受，唯有在纯粹之中才体会得到，而无法在浮躁之中寻觅。
言归正传，下面我将从学问、学识和学术三个方面总结这次研修班的收获。这“三学”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希望对来者有一些助益。
一、学问
一位好的老师，传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方法，还有他的治学态度和个人情怀，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为重要。在黄老师身上，我感受最深的是“求真”的治学态度，以及关切中国弱势群体的学术情怀。
做学问要求“真”，这似乎不难理解。但在如今工业产品化的学术流水作业中，如此简单的道理却容易被人忽视。一方面，探求真理的道路布满荆棘，多数人并非以学术为志业，只是将其当作饭碗，他们是学术工作者，而非学者，所以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有如此志向。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知识膨胀的速度却很快，分工也日益精细，初涉某个领域的人一般难以跳脱既定范式，无法从全局角度来看待知识，自然求不得真。若仅仅考虑这两种情况，学术工作者老老实实地工作，也还算踏实、本分。但在如今的学术界，不乏一些苦心钻营的学术投机者，还有豪占各种资源的学霸学阀，他们歪曲了学问的样子，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探求。
这样一来，求真听上去简单，实践起来却非常困难。在当下的生存环境中，选择求真，不单是接纳一种工作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它俨然成为了一种价值观。这是我在黄老师的课堂和著作中感受颇深的地方。为了这一价值追求，人们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小。然而，除开这些代价，求真之所以长久吸引我的原因是：它是快乐和安宁的源泉。对我来说，求真比弄虚作假要快乐许多；同时，真知又能够带来心灵的安宁。有些人喜欢钱财和权力，这些当然也能让人快乐。但我认为，这些东西所满足的快乐既不会很长久，也无法使人安宁。在未来的路上，即便做学问可能会相对清贫和清静，我也愿意同有志者一起走下去。不为其他，但求内心的一片安宁。
二、学识
从黄老师的授课当中，我有两个重要收获：一是不迷信理论，重视实践；二是如何处理表达与实践的关系。前者主要体现在他早期的农业研究中，后者则体现在后来的法律史研究中。
理论与实践并没有一个被广为认可的关系。有些人偏重理论，另一些则倚重实践。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一个争执不休的话题。在我看来，理论是人类的智慧产物，它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抽象。发展理论有利于生产和再生产知识，应用理论可以影响和改造社会。因此，就理论出现的理由而言，它不能摆脱实践，更不能凌驾于实践；最合理的，理论应当服务于实践。在做学问时，我们要充分利用理论，用前人的研究来拓宽自己的视野。但同时，又切不可将理论当作现实，用理论来框定现实，而要尊重实践，尊重社会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如此来看，黄老师不是一个纯经验研究者，相反，他的研究展现出非常深厚的理论功底。只不过，那些理论都是他的对话对象，正是它们与中国实践有所出入，才被纳入学术讨论之中，用来引出新近的经验发现。在这七周的讨论中，我有一个感受是：实践的重要性远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个普遍现象是，学生很少出校门，学者很少去田野，官员很少去实地。当人们甚少接触实践时，就缺乏对实践的感知，要从实践出发去做学问，也就很难实现。所以，今后要更多地深入研究领域，除了文献，要更重视实地，这样才能研究真正的问题。
表达与实践，以及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抱合，是黄老师法律史研究中的主要方法论，它让我受益匪浅。不少人研究制度，仅从制度本身去分析，另一些人则只注重制度的执行。事实上，制度的表达和实践只是制度的一个方面，它们都不是完整的制度。要研究制度，就需要结合这两个方面。除此之外，黄老师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表达和实践往往是不一致的，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说的和做的时常会产生偏差。此时，我们可以先分析两者的不一致，探求表达与实践偏离的原因；然后，我们再看不一致的表达与实践结合起来的状态，而这种状态，通常不是既有理论所能够揭示的。黄老师的这一研究路径，很好地调和了结构与能动的张力，并且尊重张力的存在，而不是想要消除这种张力，因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三、学术
做学问有许多方法，是为“术”。黄老师的课以写读书笔记为主，实则以这种方式来帮助大家读书、读理论。老师在课纲中介绍了如何完成读书笔记，对有一定的基础的人来说，这种方式是适用的。但是，老师的方式讲求融会贯通，对读者要求较高。我使用的是另一种方式，可能对相关理论不熟悉的人有所帮助，也比较容易上手。不同于老师“中心论点—分论点”的模式，我的笔记从一连串问题出发，回答完这些问题，笔记也就完成了：
1、作者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从两方面予以回答，一是作者想要与哪些理论对话，二是作者提出了什么研究问题。搞清楚研究问题是什么，是我读一本书的起点。有些作者不会明确提出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细心去找，并且要时刻问自己，是否准确表达了研究问题。
2、作者使用了哪些经验材料？既要梳理作者用了哪些资料，又要弄清楚作者如何利用这些资料。在非量化的实证研究中，这些工作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往往需要读者自行整理。
3、作者提出了哪些理论概念？抓出著作的概念，是理解其论点的基础。有时作者并没有定义这些概念，所以需要我们尽力解释，并且标明出处。把每一个概念弄清楚，然后清晰简明地写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工作，往往是我们匆匆读书时所忽略的。
4、作者使用了什么研究方法？在非量化实证的研究中，研究方法往往不是很明显。在这类研究中，方法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作者依托这种模式化的思维方式，对研究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例如在华北小农中，我将区分“家庭农场”与“经营农场”视为作者的研究方法。
5、作者的结论是什么？其经验支撑是什么？这一部分是黄老师课纲提出的要求。我在实际运用中，有时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在华北小农和清明法律两本书中，我利用表格将结论、发现与证据三者结合起来。这样做，一是非常难清晰，二是要求读者更为仔细地梳理著作，容不得一点偷懒。
6、对著作有何评价？这点要求较高，比如读完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是否需要结合他的理论对手以及规范认识对其做简评，这因人而异。若是读者理论素养较高，自然可以阐述一下；若达不到要求，还是把精力放在前面五个部分比较好，以求准确理解。
7、对自己的研究有何启发？由于我是带着很明确的问题来读书，所以每次都会在末尾写一些本书对我所开展的研究的启发。
写作不仅是书写，更是思考的过程；并且，通过写作完成的思考会更精确。同时，写作也是一个沉淀的过程，通过写作完成的沉淀会更持久。黄老师在课堂上对大家笔记的点评我都稍有记录，比如强调理论对手、注重经验连接、精准掌握概念等等。总之，短短的七周，收获满满，心里充满感激。希望有更多人从黄老师的研究中受益，也衷心祝愿黄老师及师母平安、健康、幸福。
2019年12月1日，于北京天通苑
（褚刚 台湾政治大学地政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