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前，大四的寒假，我坐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为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毕业论文查阅文献。那时我是一个极差劲、极郁闷的经济学本科生，在“学霸”们讨论“双重差分方法”、“工具变量”、“代理变量”只能躲起来，也常在老师眉飞色舞地讲着计量模型时，坐在第一排打瞌睡，甚至被下了“不逼自己学会量化方法就休想毕业”的最后通牒。幸运的是，我误打误撞读到黄老师发表在《开放时代》的文章：《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当时感觉心中敞亮许多，得到了一种全新的看待农业经济问题的视角，不免为作者的洞见所折服。更幸运的是，去年我才吃下营养丰富的鸡蛋，今年就见到了“下蛋的母鸡”——
在我的导师王海侠女士的“怂恿”下，我非常忐忑地报名申请了2018年的 “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把《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的读书报告作为申请材料。初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读研不久的我，一直被自卑感包围。本以为摆脱了经济学的囚笼、投入社会学的怀抱，可以活得轻松一些，谁知道，比不会建模更可怕的事情，是不会读书。世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在家被嫌弃是书呆子，在学校却被嫌弃读书少、读书不得法。海侠老师是这样对我说的（大意）：“我知道，你刚来北京，很想证明自己，但千万不能着急……要是能上黄老师的课，就再好不过了，那是非常系统的读书方法的训练。”可惜那会儿，我内心的想法相当庸俗：“如果能申请到黄老师的课，而且一直没有被赶出去，我就算登上人生巅峰啦！可以抬起头做人啦！”收到录取通知那一刻，真有一种“难道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的感觉，而且也下决心，要把这半年的主要精力都扑在课程上。
（敲完上面这几百个字，觉得废话太多。精简了一番，最终又改回原状，为的是多年后的自己，还有其他与我有相似的经历的同学们，看到这段文字能会心一笑。）
开课以后的七个星期，都是在熬夜中度过的。刚开始只有一个简单的心愿：“千万别把我踢出去呀！”到后来就变成了：“总算留下来了，然而我大概会被钉在研修班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得不承认，课上提到的一个个杰出的理论家，只有舒尔茨算是我的“老朋友”，马克斯·韦伯也尚且努力接近过，其他人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了。从第一节课开始，听着其他同学滔滔不绝地谈着读理论的心得、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学术兴趣，我只能局促不安地坐在那儿，吃力地做笔记。特别是最后两节课，内容分别是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望着自己不眠不休地写出来、却又是雾里看花一般、被标注了一个个“~”、“^”、“?”的读书笔记，教室里强劲的空调真让我感觉掉进了冰窟窿。当时我想，为什么在自己理论底子这么薄弱的时候就申请黄老师的研修班，还这么不幸地被录取了？这不是自取其辱吗？现在，十多天过去，我的心态总算有所好转：获得认可，并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受点打击能让自己更快地成长。在短短的七个星期里，我“暴饮暴食”了一番，塞下了各种关于怎样读学术专著、怎样读经典理论、怎样写读书笔记的道理，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治学之路上慢慢消化。
首先体悟到的自然是理论与经验证据的关系。虽然过去也懂得概念和事实的区别，但如果不是老师要求写读书笔记要分别总结论点和经验材料，我并不会有意识地将两者区分对待，更不要说关心它们怎样相互连结。在这种读书方法的指导下，我读黄老师的《华北》、《长江》等专著时，既看到了它们所汲取的丰富理论养分，也看到了一种重视经验事实、乃至经验事实先行的研究进路。“真实感”三个字在课堂上一再被提起，它是我们在运用理论时所需要的一种素质。一些人生产出看似完备的理论，却仅仅依赖于单薄的、歪曲的、甚至于根本错误的证据，因此是不足取的。
接下来学习的一“招”，就是区分题目、问题和论点，虽然我对此还是有点“懵”。在我的理解中，“题目”是概括性最强的，它限定了研究的范围，如“华北平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而“问题”则是该范围内的一个亟待解释的矛盾点，比如“为什么华北平原经历了商品化的洗礼，农村经济却一直陷于停滞？”；“论点”自然是对“问题”的回答：人口压力下的过密化投入，导致了无发展的增长。除了核心论点外，一本书往往还有若干个分论点。为了澄清自己的论点，少不了拉一个理论对手来作陪衬或者对比。有时候对手不只一个，打完了左边的，还得打右边的。对于我这样的“理论白痴”而言，有时候，发现作者的理论对手比总结作者本人的观点还要困难。读黄老师的专著，总能明显看出“向谁开炮”，读其他人的书，则要求更强的理论积累和敏感性了。还记得讨论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时，老师特别点了我：“袁陆仪，你看出作者在和韦伯对话了吗？”我只能吞吞吐吐地说：“好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吧……”我渐渐明白，许多学术的火花都是在对话中产生的，连别人的对话都看不懂，又怎么迈出学术的第一步？从题目到问题再到论点，这种思路首先体现了学术的规范性，但又绝对不止于八股套路，它更像一把钥匙，在读书和写作时帮助我们打开那横在面前沉重的大门，进入豁然开朗的境界。
课堂上老师和同学们时常论及“问题意识”。这是我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却又一直求不到它最合适的定义，只能将其理解成一种提出研究问题、评估其研究价值的能力。当我提出“‘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这个傻傻的问题，老师建议我去读他的文章《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这是一篇水平极高的文献综述，凝结了老师多年的所见、所学、所思，也能帮助我们把握研修班课程的精髓。文章一开头就点明，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人们的问题意识各不相同，有人从理论中挖掘问题，有人从经验世界中发现问题，还有人为了支持某种意识形态而制造问题（老师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政权推动的学术理论”，我觉得很恰当）。最后一种问题意识，是极容易背离真实，却又极容易大行其道的。除了抨击意识形态推动的研究，老师也强调，在理论建构所导致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混合古今中西”的中国实际并不能被充分而准确地把握。从经验出发来做研究，正是为了突破二元对立。还记得，我写《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的读书笔记时，自作聪明地用“名实分离”来概括老师所说的“表达与实践既背离又抱合”，老师毫不客气地指出，我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在此暴露无余。当时有点被这批评吓着了，现在想想，老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做学术一定要求真、求实，切不可玩弄概念。
后四周的课程里，我们分别读了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理论著作。一开始，我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两种理论派别的划分，甚至很想为舒尔茨喊冤，为一切被划入“形式主义”大营的理论家们喊冤，毕竟在日常用语中，“形式主义”一词多少带有贬义，因为人们大都反感“重形式不重实质”的人和事。当然，学术中的“形式主义”不同于生活中的，它强调的是将演绎逻辑、理想模型运用到极致。不管什么来自学科，形式主义理论家在方法上有个共同点，即对抽象思维的推崇。舒尔茨构建了精致的理论模型，但因为他对经验证据的使用存在偏误，论点就不免有漏洞，不是随时随地都正确，更不能为实际中一切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可恶的是，总有人把“一家之言”当作“普世真理”，来给一些决策作背书。学术研究中的抽象形式，是我们用以洞悉现实的方法，而不是强求现实与之相符的标杆，除非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警惕“把方法变成意识形态”的导向，这是我在课程中得到的又一个宝贵的启示。
老师说我“中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毒”，而且“中毒甚深”，不过“并非不可救药”。对我来说，这个批评更像是过奖：学识浅薄的我，又能吃过多少“毒药”呢？李宓师姐评价得很到位：“你其实还处于一个朴素的吸收知识的阶段。”是啊，我提出的只是很不成熟的认识，而老师却看到了一点走上歧路的苗头，心里着急，想要把我揪回来。但不得不说，本科四年所学习的经济学，真的已经在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上留下了烙印（虽然我是一个很差劲的经济学学生）——是老师的批评，让我真正意识到了这件事。这个意识，不仅让我看到了学科的差异，也让我忽而看得更清楚，如今大学讲坛上什么是宠儿、什么被冷落，而黄老师又为什么而忧虑。接下来，我当然要像补充维生素一样恶补各种理论，特别是老师认为对我特别有帮助的实体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
课程结束的第二天，我去旁听了一个学术论坛。几位学者发言后，一位“误入”会场的大哥提了个问题，大概意思是：各位专家调研了那么多“明星村”、“示范村”，但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村庄。比如他的家乡，虽然乡亲们种的桃子很好吃，但是销路不好，只能烂在地里，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无人照看，暑假时总会发生儿童溺水事故……专家们能不能给“普通村”支个招？刚才还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学者们，一下子都哑口无言、面面相觑，最后主持人说了几句话，把尴尬的局面打发过去，论坛就进入了茶歇环节。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却满心羞愧，觉得对不起这个提问的人。这么多满腹经纶的教授，以及我这个忝列他们的“助手和后备军”的研究生，居然都不能回答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样做学术意义何在？烦闷的我，离开北京回家乡散心，放下深奥的理论原著，听了很多关于工作、房子、钱、结婚、照顾小孩的事情，感觉一下从云端回到了地面。当然，我会忍不住用“社会学视角”看待这一切。我才明白，在理论和实际之间穿梭，是一门多么重要的本领，需要长期的修炼。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做学问就是这样，既有苦苦追寻中的煎熬，也有猛然发现时的喜悦。七个星期的研修班课程，当然不是我的人生巅峰，而应该是一个像蜕皮、破茧那样的成长阶段。非常幸运，我能在学术的“青春期”接受这样严格的学术训练。在这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看到了与别人的差距。还记得老师那句亲切的话：“袁陆仪，不要气馁哦！”我这只小蜗牛还在努力地向上爬，一点点更接近蓝天。
(袁陆仪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