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科阶段进入历史系学习，我从江南出发，走进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此后外出求学，希望能够将视野扩展向更加广阔的地域和领域中，于是我又相继接触了明清法制史和诉讼档案的研究。在我的学习经历中，黄宗智老师的著作始终是我进入一个领域时所遇到的必读书目，因此黄老师的论著和观点，一直以来对我影响颇深。而当我徘徊于社会、经济和法律之间，隐约察觉到其中的联系，而又百思不得其解时，依然是黄老师《清代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回答了我的困惑，尤其是其中“第三领域”的概念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因此，当得知此次研修班招生的消息，我欣然报名，希望能有幸得到老师的当面教诲，在老师的指导下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如何读书、如何开展研究。

在此前的学习中，虽然我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读书笔记和书评报告，但自认为并不得要领，基本只是对文本内容简单、零散的摘抄和排列，对于文本的拆解和分析力度不够，未能有效提炼出论著的核心论点和分论点。这导致我的阅读效率较低，对于文本的把握不够充分，往往需要在之后的学习中不断地返回文本，反复阅读、再次提炼。在研修班的读书训练中，我发现完整地阅读文本只是读书的第一步，只有在写作一篇清晰、简洁、有用的读书笔记之后，自己对于文本的掌握才开始有所深入。经过七周的训练，在黄老师和同学们的指点和帮助下，我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和撰写笔记的方法，并准备将其投入到此后的学习中，相信这一读书方法的养成足以让人获益终生。

除了撰写笔记之外，在每周的课堂讨论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们相互分享读书心得，黄老师则针对每位同学的特点因材施教，促使我们意识到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与此同时，黄老师还推动我们就文本展开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从实证研究到理论研究，我们在黄老师的引导下进行左右比较、前后联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与争辩中，有许多新鲜的观点迸发出来，时常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相比于此前的读书缺少章法，经过七周的阅读、写作和讨论，我收获了许多读书方法和研究方法。首先，黄老师提醒我们，读书时应该首先要明确作者对话的学者和理论流派，在总结作者的观点时，应该清楚地阐明其与对话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一提醒使我十分受启发，由于国内的学术规范似乎并不鼓励学者之间针锋相对，因此许多研究的对话对象往往隐藏在文本背后。这也导致学生在梳理学术史时，一般只是对前人研究进行简单的归类和排列，而并不明确提出自己的对话对象或理论敌手。在黄老师的启发下，我发现经典研究往往都有着强烈的对话意识，并且作者的观点在几个理论敌手的“陪衬”下，显得更加清晰、有力。这也提醒我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对话对象，而不能陷于一种闭门造车、自言自语的窘态。

其次，本次研修班的学习，还带领我进入到了系统的理论阅读之中。由于此前接受的历史学训练是以掌握史实、阅读文献为主要内容，较少强调理论思维的训练，因此我始终没能掌握进入理论论著的法门。而且受到学科自身特点的影响，历史系学生在阅读社会科学理论时似乎有着先天的“障碍”，即过于追究理论家的论证过程和经验材料，纠缠于经验证据的细节当中，而未能把握理论家的主要论述思路和核心观点。在研修班的学习中，通过集中阅读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几大理论流派的经典著作，我们不但具备了短时间内阅读和掌握理论著作的能力，而且还理解了几大流派的特点和它们之间关系，为此后进一步阅读相关理论著作打下基础。

此外，在阅读理论著作有所收获后，黄老师还提醒我们，应该尝试连接理论与经验证据，针对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自己的判断；如果无法在简明、清晰的理论和复杂、多样的文献材料之间架起桥梁，那么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迷茫当中。在这一指点下，我不断尝试将理论与经验相结合，比如在阅读《法律社会学》时，我便尝试将韦伯有关中国法律的观点和清代诉讼档案中的情况相比较。而在阅读《实践感》时，布迪厄试图以“实践”这一概念来超越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对我也有较大的启发。以往的史料阅读经验给我留下了一种印象，即人的行为既不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同时又不完全由个人意志所作用，所以无论是外部结构还是主观能动性，似乎都不能解释人在历史中的行为。苦于缺少理论分析工具，一直以来我无法解开这一萦绕在脑海中的困扰。而布迪厄所提出的“实践”这一概念，正好解答了我的问题，并引导我进一步关注人在历史上的实践活动。

在阅读与写作之余，黄老师的言传身教不但让我们收获了学习方法，还教会了我们治学的态度和理念。黄老师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由被动的关怀转向主动的关怀，关心的问题从过去、现在延续到未来，这一同时具有回顾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研究理念深深打动了我。虽然历史学研究并不一定要对现实问题提供解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者应该抛弃对于现实的关怀。例如在对于明清经济史的研究中，虽然学者们已经指出明清国家在各个领域中的成就，但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是近代中国的经济衰落，以及对于“中国为何落后于西方”这一迷思的持久追问。又如在明清城市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发达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乡村的内卷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那么这样的发展模式如何塑造了近代历史？在当代是否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在对当代问题的关怀之下，我们也许能够反过来更加切身地理解曾经发生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暮春到初夏，一个多月来，奔走于京沪两地。当我第一次搭乘高铁穿越江南和华北时，地理物候和种植面貌的变化在窗外清晰地展开，手中的《长三角小农》与《华北小农》变得更加鲜活起来。而当最后一晚，和同学们一起从明德楼走出来，在晚风吹拂下依依惜别时，我才意识到七周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回想这段难忘的学习经历，经过无数次挣扎和坚持，我们仿佛浴火重生。如今，带着老师的教诲和同学之间的鼓励，我们又将步入新的旅程。相信在未来的学习中，研修班的收获将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而老师的教导也将指引我们从实践出发，去做有前瞻性和真实感的中国研究。

2018年仲夏 于上海松江

（马超然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