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距离2017年“社会、经济与法律”研修班结束已经半月有余,翻阅手边的七份读书报告和课堂笔记,研修班学习时的滴滴点点又重新浮现在脑海中。已经习惯了逻辑缜密、用语精确的报告写作,下笔写这篇课程感想竟有些许生疏。我想,如果让我总结两个月的研修班课程,最大的收获便是真正有机会和学识渊博、阅历丰富的知名学者进行沟通交流,从其身上领会、感悟进行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学习方法与治学态度。
最早接触到黄宗智教授是在本科西政求学之际,由于对枯燥死板的部门法缺乏兴趣,学习之余会刻意寻找学术性和思辨性较强的网站浏览。在经常浏览的爱思想网站首页上,黄宗智教授的照片经常列于学术委员会一栏,当时便对黄先生抱有钦慕之心,但奈何偏居西南一隅,当面向黄先生求教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研究生通过保送进入人大攻读法理学专业后,才发现黄宗智教授在人大法理学担任博士生导师。在课堂学习中,我的同班同学、黄宗智先生2015年研修班成员钟炜玲以其广博的学识、缜密的思维和精辟的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仔细反思自己与学霸之间的差距,我认为钟炜玲同学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法律”研修班的学习中收益良多(现在想来,也与钟炜玲同学自身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坚韧执着的意志有关)。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惊喜地发现,导师尤陈俊老师博士阶段便参加了黄宗智教授2007年的研修班,并且两人合作编著了《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因此,在诸种机缘巧合作用之下,我终于入选了2017年“社会、经济与法律”研修班。
在为其两个月的系统学习中,我认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便是在对理论流派进行系统学习的同时形成了对待理论的正确态度,初步掌握了“事实—概念(理论)—事实”的学术研究进路。黄宗智教授在课堂中坦言,国内学生相较于美国学生来说,在学术理论方面的功底略显薄弱,学术理论作为“核武器”,一旦被人掌握便拥有了与人争辩、甚至“以理压人”的资本,因此,进行学术研究必须要掌握人文社科主要的学术理论流派,在自己的研究中与顶尖的学者及其理论对话。同时,黄宗智教授特别强调“真实感”和“历史感”对于学术的极端重要性,学者选择以学术为业的目的是试图对真实的世界做出一个真实的判断。由于经验与概念之间固有的张力和矛盾,经验证据和学术理论之间固然存在差距,因此,任何理论只能是无限地接近现实生活而非完美契合。对于学术理论,无论其如何逻辑自洽、内容繁复,都不过是学者自我构建的“理想类型”,都有自身适用的特定的前提和范围,并非颠扑不破的真理。黄宗智教授提醒大家警惕学术理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勾连,尤其是经济学与法学领域,这两门与实际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反倒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统摄领域。究其原因,既往的学术理论并不承认不同逻辑之间能够相融,在对理论进行学术抽象和提炼时,为了自身的逻辑自洽或严密,必然会对理论本身进行学术上的切割和重组。在这样的操作下,学术理论看似在逻辑层面上无懈可击,却日益脱离了日常生活实际,丧失了最重要的“真实感”。逻辑上的自洽必然导致理论自身的普适性要求,异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进而为意识形态所统摄,成为型塑、规训民众的官方“话语”。所以,对待学术理论的正确态度应当是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只要能够对研究课题有所帮助便为己所用,而非将其奉为圭臬,束之高阁。
在对学术理论抱持有正确的态度之后,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便呼之欲出了。黄宗智先生在《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中便提及,对于中国法律思维的理解应遵循“事实—概念(理论)—事实”的认识进路。任何学术观点的建构和提出,都必须建立在对于社会实践的经验证据研究基础上,再将所推得的理论观点放置于社会实践中予以证实或证伪。当前法学界主流研究进路仍是规范分析,或是西方演绎逻辑在中国的具体应用,通过以西方理论为大前提,中国经验为小前提,最后得出西方理论适合或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形的简单结论。这种研究进路绝难带来智识上的创新。黄宗智教授所提倡的法学研究方法,应是从经验现象中发现或抽取一般理论的例外情形,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并重新以经验现象对假设加以证实,最终将假设概念化和体系化,形成自己的理论命题。因此,黄先生特别强调经验与概念之间的连接,要求学生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目光应往返于经验与概念之间,通过对经验证据的整理、消化形成更为清晰、准确的概念学术理论。
黄宗智教授在进行学术方法的传授的同时,特别注意学术态度的言传身教,所谓“正心诚意,自证良知”。对于每周要上交的读书报告,黄先生总是强调“宁可写得少,也要写得好”,上课之初,黄先生便提醒大家在进行读书报告写作时要将自己放在作者的位置上,思考作者想证明什么?如何证明?最后证明了么?因此,若想形成一篇出彩的读书笔记,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文本进行钻研,摸索、梳理全书的写作脉络,通过感知、理解作者对经验证据的灵活运用和与其他理论对手的对话辨析作者的真正用意所在。研修班学习期间,我采取的是比较笨的笔记写作方式,第一遍阅读时将书籍的核心观点和主要的经验证据进行勾画和批注,第二遍阅读将之前勾画、批注的内容全部誊抄在纸上,然后结合自己对全书的理解对作者的观点进行重新排列组合,这样的读书方法保证了相对精确的阅读和理解,但同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后期随着事务繁杂和自身拖延癌发作也就逐渐放弃了这种读书方法。但是此刻回顾写作的读书笔记,花费心力整理的读书笔记总能够为黄宗智教授所发现。对于优秀的读书笔记,黄先生从不吝于赞许之语,在我的印象中,张敛瀚师姐和黄蕙昭同学总是能够得到黄先生最多的称许。若是匆匆写就或是参考、引用了大量二手资料的读书报告,黄先生并不会提出批评,而是在课堂的学术讨论中较少提及你的报告或让你发表见解,而同学自身也因为未能认真研读文本在课堂讨论中也难以真正融入到学术思辨活动中,如坐针毡。黄宗智教授特别鼓励学生在对文本精确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学术性的思辨,鼓励欢迎同学们对作者(包括黄先生本人)的观点提出有根据、有针对性的反对意见。在进行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的文本研读时,我在读书笔记报告最后提出“‘实体主义’似乎只是针对于小农经济这一特定社会现象而建构,并不足以构成一套宏大抽象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在整体上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在之后的课堂讨论中黄先生针对这一问题与我进行了多次“对话”,虽然到最后我也未完全同意黄先生的观点,但这种就问题进行深入的学术思考和讨论的模式极大地激起了我的学习热情,同时在观点的碰撞中加深了对既有理论的理解和思考。
在日常的生活讨论和交流中,黄宗智先生是一位充满人文气息和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的学者。在平日的课堂学习和聚餐中,黄先生总是能够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同学的心理状态,尊重每一位同学的认真思考和发言。在研修班开始之初,黄先生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记下同学们的名字,如果发现自己叫错同学名字后,会对真诚地向这位同学道歉,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嘲。黄宗智教授总是能够发现每个同学的闪光之处,引导、鼓励每位同学发挥自身优势,照顾大家的心理感受:对于性格外向、善于表达的同学,黄先生从不责怪其打断自身的讲话,而是称赞他们的才思敏捷,同时提醒其注意所表达观点的精炼性和准确性;对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同学,黄先生会根据其在读书笔记当中显现出的理解水平请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让大家对其该同学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此外,黄宗智教授对底层社会民众有着发自内心的关注和同情。在“饺子宴”(黄先生离开国内会请研修班所有同学吃饺子)上,我曾经请教过黄先生是否认为自己是一名“左派”知识分子,黄先生笑称自己算得上是一位“左翼”学者。在课堂学习中,随处可见的是黄宗智教授对于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的深切关注,暂且不论其观点是否有可商榷之处,但是明显的是,在整个社会逐渐精英化、功利化的大背景下,黄先生始终将目光集中于农村、农民和城市的底层人员,关注他们的生活、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怀始终结合在一起。
最令我感动的是,黄宗智教授作为学术先进,对于青年学人有着发自内心的关怀和赏识。就我自身而言,我是一个性格及其惫懒之人,研修班所有同学的读书笔记,我总是最后一个上交。黄先生很少就我的不守时责备我,而是经常在课堂中让我阅读我笔记中的得意之处,称赞我的发言。课堂之外,黄先生邀请我参加了“历史社会法学与民法典制定”的写作会,让我第一次有机会与陈柏峰、田雷、余盛峰、魏磊杰等知名教授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此外,抱着尝试的心态,我准备了材料参加了“黄宗智历史与社会研究青年学子资助计划”,黄先生不但将我的项目选为资助对象(这里也要感谢我的导师尤陈俊先生的精心指导),而且还时刻关注我的研究进展,将自己与我课题研究相关的作品发来供我参考,这种知遇之恩让我莫名感佩。不光是我,黄宗智教授经常在课堂或课下与同学进行交谈,帮助大家确定自己的研究计划,设置未来的学术规划。
衷心感谢黄宗智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与研修班各位同学的相识相知,祝愿黄先生松柏长青,各位同学学业精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研究生,学号2016100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