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研讨班课程就结束了。
像是弹琴，从细节的精准指法到宏观的曲谱把握，黄老师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往前探索，让我们从刚刚上手到渐入佳境，接下来，要想要到达游刃有余的高超境界，需要自己身体力行的去创造！
细数起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上了7次课，读了9本书，结识16位同窗，惜别20多个日子的挑灯夜读，还有幸和黄老师吃了一顿饺子，最大的认知收获是初识四大理论流派，最大的情感收获是感动于黄老师传递出的那种独立的、深沉的学者情怀。
阅读中，有时惊叹于“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是多么有生命力的概念，甚至可以用来认识和解释中国的大部分政府行为；有时感慨于中国也能有重庆经验这样超越左右的实践，中国真的是足够大，无论左、右、超越左右，就这样互相矛盾又相安无事地共存着；有时觉得韦伯提出“理想类型”、恰亚诺夫提出“劳动辛苦程度与消费需求均衡”学说，是把人们平时模模糊糊的意识，表达为清晰的“概念”，这样的创造或许就是学者的最大价值，推动了人类的认知前进，人类就这样在思想层面一小步一小步的进化演进；有时我不禁拍案叫绝，平时总觉得目前流行的成功学、励志鸡汤文，很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到底哪里不对劲，比如宣扬的成功是因为勤奋、努力、教育好，买到学区房是提前为孩子准备了中产阶级的入场券等等，原来这些都是布迪厄所说的象征暴力啊，是在精神领域的压迫和剥削，不过也可以从后现代的视角来理解，这些都是话语，通过文化话语来促进某种共同认识，进而能够光明正大而又不露痕迹地压迫比自己弱的人。
读这些经典而又不乏艰深的书籍，如果没有老师要求，自己很难主动去阅读这样的书，一方面是自己实在读不懂，另一方面也没有高人来点拨，最终只能是落得无疾而终的沮丧和挫败，出于对这种挫败感的恐惧而本能的选择躲避。但在这个课程上，迫于课程压力不得不硬着头皮来读，课堂上各位同学自由发言，从不同的学科来谈自己的见解，互相碰撞，黄老师的不确定性点名提问带来的紧张感，加剧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强度，讨论之后，黄老师本人的解读往往能让人豁然开朗，提问环节的紧迫瞬间变为明朗后的通透，在这种愉悦感中，这些往常敬而远之的晦涩理论，于我，不知不觉地，从主观躲避，到直接面对、大胆解读、通透明朗，我分明能感受到自己像麦子抽穗、树木拔节般的成长。
我以前在想，做学术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农经领域，大多数人的研究套路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数学推导+统计学的假设检验，这样建立在各种假设基础上的数学推导，有几分符合实际呢？套用西方理论来削足适履的检验中国现实有什么意义呢？就算认真做研究，研究后提出来的政策建议根本没人会看，一点影响不到执政当权者，不是在做无用功吗？做三农方面的研究，明明知道农业部门被工业部门抽血，农村被城市压榨，农民工被立体全方位的剥削，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现实，但是国家自有国家的战略规划，“农”的定位就是处于被压榨的位置，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文化话语都是在强化这种位置安排，即使有一些惠民措施，也只是润滑这种越来越凸显的矛盾，试图缓解一下张力而已，并没有大手笔的动作，做学术研究这个，似乎并不能有实质性改变，最多就是呼吁、建议，想想都很有挫败感，而且这样不迎合主流的研究，或许在发表、评职称、配套福利等层面，并不能如愿得到应得的，当现实与内心的张力越来越大时，能否坚守的住？凭什么来坚守？
现在想来，或许正确的观念应该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穷”的时候，就专注于长本事，本事，是认识和解释这个复杂世界的能力，修炼拨开云雾发现真相的眼光，锤炼有主体性独立性的品格。这些本事的习得，来源于阅读与思考，阅读，是读最经典和最前沿的东西，让自己和世界上最出色的大脑们保持对话，夯实基础并保持鲜活感；思考，不是某一段时间或者对某个事情的思考，而是经久不断的理论联系实际，不夸张的说，是一个终生的思考，思考的深度和高度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演化。在“达”的时候（如果有的话），如果能够依靠学术影响力来靠近政权核心，那就身体力行促进“农”被公平对待，实现对“农”的关怀。
四大理论流派中，新自由主义是最流行最霸权的，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很有地位，后现代主义与实体主义也分别在不同的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以前在想，是否需要站队呢？认定某一个，然后专攻它，最后成为某一流派的一员。但是黄老师告诉我们，理论就像是一个大超市，要知道超市中都有什么东西，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购买即可，什么有用，就拿来用。但我在想，还是要一个个的掌握各种理论，掌握清楚以后，再来根据需求选购，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
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就一百多年，20世纪初通过翻译一些国外作品，在中国引入了西方社会科学，20世纪的前50年发展很快，但经历文革以后，就又都湮灭了，那个年代优秀的学者都去了台湾香港和国外，从80年代起，社会科学重新开始发展，这个时候中国急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对于西方是全盘吸收，新自由主义也是这个时候开始走进中国，实证性的统计分析技术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我们崇尚美国的理论，最后，变得比美国还美国，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即比西方的“东方主义”还“东方主义”，这样呈现出一个类似于“学术殖民地”的状态，非常恐怖而不自知，怎么办呢？
这是个艰巨的事情，要想有大改变，必须从学术生态、发表体系、人才引进、职称评价等各个方面有大的改进，鼓励有学术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研究，培养致力于理论构建而不是理论检验的年轻学者，这是个庞大的工程，或许从开始做到最终能够完成，需要一代两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那么，从哪里开始出发呢？黄老师给出的方向是，从实践出发。
从实践出发，我来分析自己正在研究的替代性食物体系（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高投入高产出的化学农业生产方式，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为应对这一危机，中国大地上悄悄兴起了替代性食物体系，生产者、消费者、NGO组织、高校、公司、地方政府等行动主体纷纷参与进来，多方主体在互相配合、沟通、交换、角力、互助、磨合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中国实践。诸多的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讨论议题：替代性食物体系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否还是以单一的经济理性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如果不是，究竟是怎样的理性在指导行动？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具体实践形式有很多，比如CSA、农夫市集、巢状市场、社会企业等，但是用以支撑各种模式运营的社区是如何构建形成的，与传统的农村社区、城市社区、网络虚拟社区相似吗，其构建逻辑是怎样的？替代性食物体系在注重保护环境、倡导公平贸易的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可持续性，如何平衡社会效益与商业可持续？替代性食物体系的发展，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参与，但多方力量同时也意味着多样的利益诉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追求、政府的粮食产量只增不减的硬性要求和GDP增长追求、消费者的物美价廉追求等，如何在充分利用其力量的同时对于各种诉求给予有效回应，是否可以从制度创新层面寻找突破？等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感恩黄老师的谆谆教诲，我会从实践出发，尊重历史感和真实感，发现真问题，做真学术，不辜负您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