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黄宗智老师2016年“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结束已是一个月了。这一月间因各种琐事多有奔波，甚至生疏书本；又恰处为未来抉择而尚未见明朗之际，常生忧虑。但是，每每回想起自6月中旬起的这段特别的“北漂”生活，心中总是会生出几分平和与信心。作为半路出家的懵懂后学，自己的天资与积累普通，非常庆幸在摸索学术的路上能有这样一段“勤勉”、紧张、又得到指引的特别时光。
其实是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我就从田雷老师那里得知此研修班的信息。不过当时自己刚开始新的研究生生活，学院尚有不少课程待修，往来京渝也不太方便，于是且将这一计划“收藏”。待到2016年寒假前，在为学术公微“雅理读书”编辑2016年课程通知的推送时，开心地看到今年的课程恰好延迟到了暑期。学院的博士师兄霍晓立也恰好参加了去年的研修班，多有推荐，于是自己随即便着手申请。最终幸运地成为了今年的一名学员。从6月17日至7月29日，共计7次授课。在此撷取记忆与感受心得，是为课程的总结。
一、“把书本精确地放在桌面上”
每周的读书笔记，大概是这段“北漂”生活中最为显著的时间标记了。按照课程计划，每位入选的学员每周需要阅读一至两本（通常是一本）指定的学术著作并撰写（至少）两三千字的读书笔记，且当于周三午夜前提交。待到每周五上午在人大明德楼上课的时候，黄老师便会从其黑色的大电脑包中拿出他打印并逐一批阅过的笔记，排开在桌面上。
如何写作这样的读书笔记，黄老师其实有写过专文介绍，他在课上也时常就此叮嘱或专门向我们说明。黄老师认为，绝大多数值得阅读的学术专著，都有其中心论点。读书笔记的写作，是为了精确地掌握一本书（先生也提醒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值得如此的阅读），也是希望藉此锻炼自己的概括能力和养成连接经验与理论的思维习惯。因此，先生提倡的一种读书笔记的写法是，先用一段乃至一两句话总结作者的中心论点，继而按照作者的逻辑或自己的理解分述其次级论点，并同时注意经验证据与理论建构的互释。在此基础上，也可以记录一些基于自身体会的补充、启示和反思。简而言之，就是“写了什么”、“如何写的”（方法层面）以及“如果让你写的话，怎么写”三个问题。在前期的课程中，先生也花费了相当的心思通过具体例子引导我们纠正在文本阅读和笔记写作中出现的问题。每堂讨论课开始时，黄老师一般总会请三位左右的同学宣读其笔记的中心段，并让我们比较哪份笔记更为“精确”、“有用”。对于我们笔记中模糊、缺省、错误的地方，包括其中可能映射出的在阅读或思维习惯上的某些纰漏，黄老师在评点之中都会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一一道出，询问其中可能的原因，并结合我们的学科背景给出建议。我想，先生的严谨与温和也正在于此吧，这或许正是某种严格但又给予了一定自由空间的“因材施教”。
老实说，要想每周写出一篇能够达到“双钩”（黄老师对读书笔记的评价体系，“双钩”即为准确、可用的优秀笔记）及以上的笔记，自己还是颇有些压力。大概是长期的习惯，我阅读速度较慢，又常流于泛读，因此读完课程要求里的一本著作通常要花上至少三天的时间。“北漂”之余，又难掩自己飘荡有余的好奇心。常常是临到了周三，还有部分的读书笔记没有作完；要是正好遇上的是后四周的在书写（可能还有部分翻译的原因）上又有“隔阂”感的著作，那么周三后半天的心情往往真是——恨不能早些“头悬梁、锥刺股”。记得有一次拖到周四凌晨两点才交上作业时，胸中长舒一口气，打开手机正好看到某位同学在朋友圈里刚发出的“黑色星期三”的状态时，不禁会心一笑。黄老师在课上曾向我们讲过，他多年来形成了每日凌晨三点左右起床开始工作的习惯。所以对自己“午夜准点版”的笔记心怀忐忑之时，还是会“修修补补”拖到一两点钟，赶在先生“新一天”开始前交上。实际上，这门课程是确有“淘汰”机制的，被初录的学员需要在前三周的阅读写作中达到“双钩”的标准，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理论学习。
翻捡自己的七篇笔记，前三篇以黄老师“三卷本”著作为对象时或还能够循序渐进、有所把握，后四篇就着实有点起伏不定了。此时回想，觉得除了阅读和写作习惯上缺乏积累的欠缺外；另外重要的是，自己其实没能完全正视潜意识里某种可能有碍的思维偏好，即过于习惯了工程学科里基于数理公式步步推演而较为明晰可见的线性逻辑，对其他种类可能相对“曲折往复”、或较为隐晦的逻辑组织体系有些本能的排斥。譬如，自己在初读《农民经济组织》前章时对恰亚诺夫拟借用边际分析应用于小农经济的框架满怀期待，但在后章的阅读中因觉得其论述有些模糊化，各部分间远不是自己所料想的那种“严丝合缝”般的衔接并给出了总体性的结论。这种有点“任性”的个人化的阅读失落感实则阻碍了进一步的思维努力。相比之下，在课上听到瑞林完整宣读的她关于恰亚诺夫、萨义德等人著作的笔记时，自己写作时理解不尽之处，在其组织概括下，真有茅塞顿开之感，并自愧矇昧。看来读书笔记也不能只是作者各级论点论据的摘抄，尤其是这些时代遥隔但又不能绕过的著作中“未经言明”的逻辑，更需要我们学术的耐心、敏感和想象力予以仔细推敲、重新叙述。言及此处再回想起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亦觉如是。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好笔之所及而恣意引述或评论，而少有专门的预先性说明／注解，这常给不熟悉欧洲历史的读者带来行走于“迷雾森林”中的感受。然而，另一方面来说，作为自由主义理论鼻祖之一的韦伯，尽管其基于形式逻辑偏好的“法律类型”划分明显“支配”了其材料的铺陈，但相比后期庸俗化的自由主义论著，《法律社会学》还是要具有更丰厚的历史主义底蕴。其书写在一定程度在也是穿插于经验同理论之间，他甚至有点习惯于在给出某一次级论点的论据后，又十分警醒地提及这一论据本身的复杂、局限乃至对于论点的“反转”。而这些，莫不是真正的经典著作在其被流传的“招牌”观点之外，能带给我们的阅读财富。当然，这一工作也不可矫枉过正，“替作者说出他未成想说出的话”实则又越过了“精确”的基本要求，这些又涉及到了下文中要小结的有关学术理论的问题。
所以，“把书本精确地放在桌面上”，于己而言，仍是一个需要继续坚持、打磨并体悟的习惯。感谢黄老师的包容和持续的提点，我想，这种感受对于实现长期有效的学术积累是基础性的，是极为宝贵的。
二、“左右的敌手”与“左右手并用”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时髦常常都被“理论为先”所占据。如何面对理论，理解它，使用（包括慎用）它，也是学术研习（尤其是学术“生产”）的必修课。课程的后四周，我们主要围绕着实体主义、自由（市场）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四大理论流派进行了学习。
“左右的敌手”，是黄老师在评述读书笔记时必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即任一著作，需要去发掘其理论对话的对象（有时不止一个，故所谓“左右”的对手）。理论是“核武器”，也是“超市”。理论地图的掌握，方才能有助于我们在学术的浩瀚烟海中明晰方向，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迷失。譬如布迪厄《实践感》中“象征资本”这一概念，初读起来感觉“炫酷”但似乎又难以把握，直至黄老师在课上提到布迪厄“醉翁之意”其实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时，自己方对原文的列举例释有豁然之感。再比如黄老师“法律史三卷本”卷二《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对法律实践历史的考察，既非东方主义下设立文化优越位阶的二元推论，也非文化相对主义和民族中心论基于本土文化资源的“为了反对的反对”，而是有意指出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民事法律体系的变迁历程不仅包括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对立，也包括两者之间的互相适应。通常，作者的论述往往发起于对某（一两）种学术理论的“不满”和“反叛”。因此，把握主要的理论流派，包括理解其理论交锋点、对于学术的判断尤为重要。尤其，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个在各方面实为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等多重因素并构的“混合体”来说，知百家所言，也才能不轻易放弃对现实的复杂性和多维内涵的理解努力。
了解理论不等于迷信理论。具体如何应对及使用，黄老师提醒我们，无论阅读还是写作，要学会“左右手并用”，即经验与理论的连通，或曰“实践”的考察。与前述读书笔记部分相关，在记录之时，我们既要发掘提炼作者的鲜明观点，更要不忘时时整理并选择与之对应的经验性证据，并进而窥探其总体性的逻辑框架。当然，我觉得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左右手并用”仍是建立在没有做“独臂侠”的前提下。黄老师在课上曾介绍说，美国的学生往往长于理论；他也曾多次提及遇到过的偏废一方的学生，并为之扼腕叹息。我还记得，饺子宴上黄老师问及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后，曾半打趣又严肃地说，他有点不大赞同多数接触过的美国的政治学学者，“觉得他们讲话有点习惯性地‘空洞’”。理论对我们如何提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进而塑造我们的研究进路乃至大众认知，但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溯及有限了解的一些流行理论，其理论蓝图感召下拥趸者众，然其对历史的分段裁割、夸大和缩略，确实值得本土学人在“使用”之时以经验证据再度审视。换言之，人文社科诸多学术领域的“去东方化”，“左右手并用”怕也是不能略过的功夫。譬如，我们如何超越基于形式主义思维／流派的局限，以平实求真的心态，通过更为广阔细致的经验考察，去总结理解中国政治的独特经验呢？
另外，实践之考察，还要抛弃非此即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