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期间曾经参与了一个关于农民工的课题，当我拿着厚厚的问卷向被调查对象一一询问答案时，常常感到我们的课题与他们的生活隔着一层坚实的墙，我们只是透过这层墙去听对面的声音，想象对面人的生活。那时候的我还并不清楚这栋墙是什么。

2013年1月，我趁考试的空档去北京亦庄的工厂打工。那个时候，国家已经颁布了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工资相关政策。去工厂前，我天然地以为这一政策肯定起到了保护工人的目的，但事实经验绝非如此简单。为了避免在假期支付多倍工资，工厂让本厂工人周末双休，然后再通过招零工的方式将本厂（或隔壁工厂）的工人招来工作以补充周末的劳动力需求。这样的结果是，厂方不仅不需要支付多倍工资，而且会以低于正常工作日工资的价格招到周末无事可干的工人。于是，工人在工作日是正式员工，在周末反而成了拿低工资的零工。而对这些政策大唱赞歌的人，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看到黄老师《连接理论与经验》的文章时，我才意识到，之前所参与课题的研究方法完全是从假设出发，搜集符合研究者想象的被调查者的特征，而并非被调查者真实的生活经验。

在凉山的工作经历，让我更痛彻地体会到基层的真实发生不能准确地被学者和政府所知晓，而政府的发展政策和学者的报告又或多或少偏离了基层的真实需求。对二者之间鸿沟的链接，是我想要做，并且觉得很急迫的事情。暑假参加黄宗智老师的研究班无疑是最符合我当前所需的。

在黄老师两个月八次的课程上，所学所获绝非几言几语能够说。但有几点对我尤其受用。

首先是对理论的态度。好的理论因其高度的抽象和严密的逻辑往往使初学者拜倒在其脚下，盲目地跟从。本科的学习过程中，授课的老师往往从理论出发，赞扬其伟大与精妙之处，好似放之四海而皆准。当阅读《华北》一书时，第一次看到一位学者如此清晰有力地批驳了披着神圣外衣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在课程中，黄老师也多次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跌进理论的深渊中，学习到任何一个理论概念都要去同时掌握它的内在逻辑，它的适用范围，它的边界，它的局限。八周的课程结束之后，实体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些理论及其包含的诸多次级概念在我的脑海里已经从教条的、对立的理论模块变成了可以相互链接，互相补充，相互指正的灵活的整体。

其次是读书习惯的改变。黄老师的课程无疑在引导我们养成读书、笔记、思考、再创造这样一个反复的学习过程。这样一个过程说起来并不困难，但坚持下来并不容易。参加学习班之前的我早已看过黄老师这一套学习笔记方法，当常常妥协于惰性。这八周的学习过程难免痛苦，但在整理作者的中心论点，次级论点和论据时，一步步理清了作者的论证思路，也十分羞愧曾经囫囵吞枣读书，竟还到处卖弄。在这一过程中，黄老师总是提醒我们思考本书的理论、概念、方法对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以前读完一本书，我总是草率地总结，这本书好，给我一些新想法。但现在，黄老师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这些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对我们自己有什么用，要明白地说出来，清楚地写出来才能真正地对自己有用。譬如，黄老师问韦伯法律的理想模型对我们有什么用。很显然法律的理想模型不能硬搬到人类学的研究中，但“形式”“实质”这样一些重要概念确实可以用在诸如基层治理等很多问题的研究中。

最后便是黄老师对人的关怀。黄老师一直强调理论与经验连接的重要性，在我理解中，让这个链接发生并且连接能力不断增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学者的立场，是对社会的关怀。有些人之所以喜欢架空事实谈理论，大概是因为社会底层的真实遭遇并不能引起他的任何兴趣。相反，黄老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绝好的榜样，将自己的学术使命与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捆绑起来。我们晚辈有多少勇气和智慧，像黄老师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在学术之路上不懈攀爬？这样的智慧和勇气恐怕是要不断深入经验中去用心学习方能增进。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对未来的探索有了更清楚地认识，也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路径。虽不知限于禀赋能攀爬多远，但老师的教诲是真实有力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