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录取、“幸免于难”
——记在黄宗智教授2015年“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
研修班上的感想
吕文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四岁女儿一遍遍地喊叫让我给她讲故事,一次次地把我从沉思中拉回到现实世界,可是在不得不给她讲故事的过程中,我从来都是讲着讲着就说胡话,然后就昏过去了,于是她就扒我眼皮、抠我眼珠子⋯⋯这样的场景重复于2015年4月我参加黄宗智教授的研修班之后。
很早以前就久仰黄宗智教授的大名,10年前黄老师举办第一届研修班的时候,我们博士班的同学就有参加的,可是当时老是觉得自己是搞中国边疆民族史的,离黄老师的经济史、法律史有点儿远,中间虽然有和同学讨论过黄老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书,但一直也没想过要申请这个研修班。博士毕业后到社科院边疆所工作,逐渐搜集到了很多档案,越来越觉得自己理论修养不足,就好比做菜,有了很多好食材,但做出来的菜却不好吃,我要找到做好菜的方法,这就是经验证据和理论建构的结合。2011年到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做访问学者,合作导师是吉泽诚一郎教授,也经常参加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岸本美绪教授的ゼミ,他们都是搞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恰好我那是也在做准噶尔入藏熬茶的相关研究,也算是社会经济史的范畴,他们宽阔的视野给了我很多启发。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每天面对的是生计、亲情、事业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如果认识一个人,本就不应该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层面看他,可是很遗憾,现在的学科细化把我们的认识世界给“碎片化”了,所以在新疆等问题的研究上,经济学者只研究经济,社会学者只研究社会,民族学者只研究民族,宗教学者只研究宗教,人人都在强调自己领域的重要,而且好像人人说得都对,但实际上都只是片面理解的,无法窥见全貌,所以我想对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等学科都要了解一下,试图从一个整体的视角来研究边疆问题。
回国后就想着申请黄老师的课程,因为黄老师的视野宽广,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传授一些从经验证据到理论建构之间的方法,这也与我的学术理想相近,我总觉得我们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即便耗费一生也看不完,如何在有限的史料上归纳总结出有益于我们认识当时世界的理论,是学者应该做的工作。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拖到了朋友给我发来黄教授2015年研修班的信息为止,并给我说了一句话:“黄老师可是70多岁了,你要抓紧时间聆听哦”,一下子惊醒了梦中人,是啊,黄老师每年不远万里,几乎免费跑到大陆来,为的就是培养年轻学者,自己为什么不趁着黄老师最年轻的这一天来聆听大师的课呢?想好了说干就干,在网上买好了黄老师的书,选择《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作为作业给他发过去。之所以选择《华北》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早些年就看过,印象深刻,而且对自己有关游牧经济的思考有很大启发。我就按照黄老师的要求,先用一句话概括全书核心思想,之后按照编来概括次级观点,然后第二部分是延伸思考,即黄老师进一步要求的,如果你自己来写这本书的话,你会怎么写?我只是补充了我的一点想法。第三部分是黄老师的理论对我自己关于游牧经济的研究有何启发。全文一万多字,之所以写这么多字,当然有想让黄老师选拔上的考虑(笑),因为我已经不是学生了,作为一个“二老汉”(内蒙古方言),能否被黄老师破格录取心里没底,但后来想想,这实际上是给老师增加了负担(汗)。
很快黄老师就回信,说已被录取了,当时非常高兴,但压力很快就来了,因为前三周要读黄老师的经济史和法律史两个系列的书,虽然要求每周至少选一本书来读,并写出读书笔记,但对于我来说,经济史和法律史都是新鲜的,我都想读,这就意味着要读两本书,写两篇读书笔记,而我自己的研究任务还很繁重,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本学期原计划上8节课,但因为最后一节课是写作课,所以实际上了7节课的读书课,受益匪浅,主要收获如下:
一、克服了拖延症。我有点拖延症,但黄老师的方法很有效,在每次上课前,他总是要求把书精确地“放在桌面上”,于是我就养成了把每天要读的书精确地放在桌面上的好习惯,如果某天我要写一篇文章而有拖延的时候,我就先建一个word文档,然后把题目精确地写在文档上,一旦文档上出现了一行字,后面的思路也就清晰起来。
二、养成了写作读书笔记的好习惯。我原来的习惯是边读书边把想法写在书的空白处,但这样做一是用的时候无法尽快找到原书,而且也有丢的危险;二是写的都是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启发之处,没有精确地总结作者的观点。黄老师的要求是,要用一句话精确地概括出作者的观点,然后概括出几个次级观点,并找出经验证据。但是在我的头几次读书报告中,我比较忽略找出经验证据,因为在每周只有两三天的阅读实践中,我概括出中心论点和次级论点已经很吃力了,再找出经验证据有点为难,原来的框架是:中心论点——次级论点——延伸想法。后被黄老师指出这一缺陷后,我每次2000多字的读书报告的结构就改为:中心论点——次级论点,每个论点后找出经验证据,然后是延伸想法。其实每次都想写一写第三部分,即该书论点对自己的研究有何启发,但每次当看到时钟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都放弃了(因为上课是在星期五,黄老师要求每星期三的凌晨12点前交读书笔记,后来知道黄老师都是凌晨两三点起来工作,所以我一般是在星期三的凌晨2点前交一篇,星期四的凌晨2点前交另外一篇)。
在写完本学期的所有读书笔记后,把它整理成一个文档存起来,以备将来可用。
三、本学期的理论对我的研究的助益。本学期读到三本书时非常兴奋,一是黄老师的《清代的法律、社会和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二是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三是布迪厄的《实践感》。
读完黄老师的《表达与实践》后,我时常在脑海中飘出“表达与实践”几个字,尤其是“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把两者结合起来又是一回事”对我深有启发。是的,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的结构,学术研究不能把它简单化处理。由此我想到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是属于说的一方面,对边界的处理是属于做的一方面,若把二者结合起来看则可以看出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准备把《中国古代天下观的表达与边界的实践》作为本课的论文提交给黄老师。
恰亚诺夫的劳动-均衡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的,读来使人信服,而且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也的确如此,农民总是在最低的生产成本和最高的消费水平之间寻求平衡,家庭农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农民家庭消费的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由此我联想到是否游牧经济也是如此?实际上,相比于农业,畜牧业的辛苦程度较高,劳动强度较大,全年无休,究竟到一种什么样的临界状态(辛苦程度、劳动强度和消费水平),才能有稳定的生活以及内讧和对外战争?
布迪厄的《实践感》使我越看越兴奋,作者提出来的“习性”和“象征资本”两大概念尤其有用。“习性”具有历史性、规则性和生成性特征,正是历史性、规则性使得它可以被理解、可以被预测,但生成性的实践特性让个人、集团、阶级在各自象征资本的不断碰撞、磨合以及融合的过程中,生发出无限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理论都是对过去的归纳、演绎以及合理推测,都有简单化处理人类社会的倾向。本书试图超脱唯物与唯心等一切二元对立模式,强调实践是一种不断变化、不断生成的机制,由此理论需要不断从实践中总结。这个理论可以使人对一切理论抱有警惕性,从而在怀疑中不断创新,而这个创新之路就是从经验证据(实践)中总结出理论,再回到实践中不断验证,但所有的理论都是在某种条件下的经验总结与建构,没有普适性的理论。
当然除了上述三本书之外,其他的书都分别对我的研究产生了影响,使我熟悉了形式主义、实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四大流派,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会注意与这四大流派以及前人对话,只有在对话中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发展,这也是黄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
黄老师是一位乍一看上去很严峻,但接触之后是很随和的“老头儿”,他对学生很好,每次在结课前还要请全班的同学去人大东门吃饺子,在饺子宴上还要喝两口。但是在这“和谐”的背后,也有很严格的淘汰机制。记得刚上头一节课的时候,黄老师就说,前四节课后决定谁能够留下,继续上后四节课,艾玛,这一下子大家就都紧张起来了,事实证明,当中的确是有淘汰机制,所以我每天总是在孩子把我的眼珠子抠疼后,一下子惊醒了,然后哄她睡着后,继续看书写读书笔记,所以本文的题目用了个“幸免于难”的词儿,表明我还好,可能黄老师念我这么大岁数还来学习精神可嘉(笑),就高抬贵手,让我一直上到了最后一节课。
总之,参加黄老师的研修班是快乐的,每天都有新奇的思想充溢于脑海,因为我之前有过很多年史料的积累,是带着问题来上黄老师的课的,所以每看一本书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各种各样的题目蹦出来,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内,会把我的这些想法慢慢消化。与班上的同学相处融洽,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博士、硕士,还有本科生(汗),个个都是精英,大脑都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个个知识渊博,与他们交流使我受益匪浅。
参加这个班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每天心态是平和的,使你有一种状态每天都在考虑问题,最终使这些思考慢慢形成文字。但是这要冒与生活脱离的风险:当你给孩子讲着讲着故事突然就想到了学术问题,当老婆交代给你买菜任务你却两眼空洞、满脑胡思乱想地空手而归,当你在厕所时想入神了而占用了很长时间厕所,甚至当你开车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又蹦出了该死的某个学术问题⋯⋯该与不该,或许是生活态度问题(由此常被老婆骂,汗),但这不也正是从事学术的乐趣吗?
与黄老师的相遇是我一生的荣幸,我希望在将来的生活中、在文章中、在我的心中能够与他一次次地相遇:聆听、对话、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