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两个月的课程并不只是一次短暂的经历，更是一次自我总结与新的开始。总的来说，它帮助我理清了三个问题：

首先，认清并超越左与右。正如黄老师所说，我们成长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度复杂的时代。左与右的矛盾，表达与实践的矛盾，保守与自由的矛盾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读书学习。自己在基础教育中被教授的史观与史实，上大学时就几乎全部被推翻；在大学学习到的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正当性的理解，读硕士期间又全部被推翻。可以说，我的史学训练就是在这种全部推倒重来的史观与教育下进行的。每当如此推倒重来一次，自己内心的矛盾与痛苦便增加一分。应该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不断萦绕着我。所以，当我在黄老师的课上听到“超越左与右”时，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寻觅的答案。在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只有事实是可靠的。用自己的真实感与历史感进行经验研究，超越左的或右的理论主导，帮助人们正视历史才是历史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其次，个案研究与材料主义。硕士期间，自己受到训练以个案研究为主，学会如何从数量巨大且杂乱无章的地方档案资料中剔除报告式的话语，寻找到有价值的史实，理清逻辑线索并努力从中提升出一般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使我受益很多，但也受到质疑。最主要的问题就来自于个案研究的局限性。同样的，这次课程训练也解答了我的这一困惑。“理论就像核武器”，“用理论就像逛超市，有用的就拿”，黄老师的这些话语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黄老师主张的通过实证研究与各大理论交锋点进行对话，从中寻找并建立一个中层理论，无疑是突破个案研究局限的有效方法。同时，当个案研究逐渐成为史学研究新潮流的时候，黄老师也在提醒我，不要犯“材料主义”。随着各地民间文书与档案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史学研究“碎片化”的态势也在增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这也正是我需要警醒的。

再次，如何看待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对于我来说，在出国留学前参加这次课程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之前，我对于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只限于书本理解，很多头绪理不清。随着理论阅读的深入，黄老师细心讲述当今四大主要理论流派，就像给了我一张地图，告诉我每部理论著作的位置，并且耐心地教会了我如何准确掌握一本理论著作，能够快速到达目的地，将理论举一反三，为我所用。在这个过程中，也帮助我清晰地认识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出发点与位置。不要追随潮流，不要从理论到理论。黄老师也用自己的研究告诉了我，作为史学家如何结合中国实践，关注当下，做出有意义的研究。

两个月的课程，每周一次，一次三个多小时。与老师和同学们的相处虽然如此短暂，但对于我的影响绝不只如此，这是我在参加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黄老师如此认真的批改每份报告的每字每句，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结识才华横溢的同学，互相学习交流并有幸成为好友，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本以为这次课程只是培养自己阅读与运用理论著作的能力，结果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读书报告，不但解答了盘旋在我脑海中的许多困惑，而且使我对自己之前研究以及之后的道路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更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很幸运，能够在自己人生的这个时点参加这次课程。相信在自己之后的研究中，这次课程的训练与影响一定能够显现。而自己也唯有不断精进，才能努力实现这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