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谈压力
佛家以“当头棒喝”促人猛醒，我的这篇总结以谈压力始。研修班按规定不允许旁听，以保持较小的规模，形成彼此充分互动的良好讨论氛围。但第一堂课还是来了不少慕名旁听的学生，结果都被黄老师很抱歉地请了出去。老师说：“我大老远来就是为了这些（报名入选的）学生。”当时杨凯回头跟我开玩笑说：“听起来压力好大！”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言不虚。
首先是课程涉及面广，对读书笔记要求高，而时间又短。其实老师在大纲中早就开宗明义，声明这是一门在UCLA的“博士核心课程”，压缩在八周以内完成，但对强度的实际感受还得真正参与了才得知。虽然班上同学训练背景各异，也不乏博闻强识者，但由于前半部分的经验阅读部分涉及法律史、经济史两个方向，后半部分的理论原著阅读涉及四大流派，内容包容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文学批评，观点有时则针锋相对，我估计每一位同学都多多少少面对自己不熟悉的内容，还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在短时间内高效、精准地从大量信息中提炼总结作者观点，最好还要加以反思，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看法，锻炼对话能力。其次是老师时不时会点名提问，要求将讨论的问题“精确地放在桌面上”，临场压力也不小。最后还有被“劝退”的压力，如果前四次笔记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的话。
因此，每次卡着周三午夜的deadline匆匆交掉不成熟的读书笔记，我都会大松一口气，产生一种不合时宜的周末感。而每周五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上课，回来脸总能瘦一圈，减肥效果奇佳。因为通过上课与老师、同学的讨论，发现自己掌握的总是不够精确、到位，下了挺大功夫其实只是在浅海中游了一圈泳；而紧接着下周三交笔记的压力又滚滚而来。
授人以渔
但压力就是动力这句话也是一点都不假。如果没有老师严格认真的督促和与各位同学的讨论交流形成的良好氛围，在两个月内仅靠自觉完成这些阅读量也许是可能的（以一种走马观花的形式），但形成老师推荐的读书笔记习惯，费力气精准总结和掌握核心观点，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总是逃避艰苦的思考”。
八周的努力下来，首先收获的是对经济史和法律史的兴趣。经济、法律都是我原先不熟悉的领域，且又是需要一些知识储备、不那么容易进入的领域。如果没有课程的压力和“一定要达到读书笔记的要求”的动力，我大概很难沉下心来学习、研究大清律例体现的妇女地位，或者“1.5个小驴工作日”。学习下来发现知识像是一张相互联系的网，即使看似不相干的方向和学科，其实与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也能够相互连接。并且比仅仅聚焦于某一领域能够从侧面打通所关心领域的问题。正如老师评价某著名学者“研究思想史但是有着很好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故能别有成就。尤其是经济史作为基础，特别有助于理解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和建国史。最近读共和国史关于五年计划的部分，一看到“灌溉面积”这样的指标，头脑里好像一盏灯刷地亮一下。这要感谢黄老师研修班为我培养了一种原先没有的敏感。
比兴趣入门更重要的是老师教会的方法，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首先是老师强调的培养一种好的读书笔记的习惯：不可轻信自己的记忆力，要用自己的话将别人的核心观点总结出来，才算消化吸收。其次是泛读不如精读，吃透二三十本核心专著，即能具备在相关领域中的发言权。这两点对于克服浮躁习气，沉下心来做研究特别有帮助。因为青年学生中常有以涉猎面广，能吹会扯为傲的风气，实则贪多嚼不烂，也难以有针对性地下苦功，哪一块都没有扎深吃透。黄老师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二三十本”足矣，很有“定心针”和拨得云开见月明的作用。最后是对理论著作的阅读，以读相应的经验研究过渡以入门，以强调找“交锋点”培养批判能力，也是十分掐中要害的方法。
虽然以上这些观点散见于在黄老师的文章中，但仅仅读文章远远比不上沉浸在上课的氛围中将这些真知灼见深刻领悟、内化。更不用说老师时不时透露的学术八卦、以及意气昂扬时的犀利批判和真性情流露，这些熏陶永远不可能从纸面上获得。黄老师的意图是将自己的著作当作一座桥，引导我们望向桥那边的风景。桥本身已经足够宏伟，桥那边更是风光无限。因此强烈推荐所有对黄老师的著作和观点有兴趣的同学，特别是试图“连接经验与理论”的同学，申请今后的研修班，必然受益匪浅。
原著迷思
桥那边虽然有风景，但也有陷阱。说来惭愧，虽然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但在上研修班之前，我基本没有读过韦伯、布迪厄等大家的原著，读的都是一些二手著作。此次过渡到四大流派的原著阅读，除了为其观点折服，最深的感受则是“尽信书不如无书”。
在读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时，我看到张骋同学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状态：“布迪厄：读懂我你得脱层皮；韦伯：脱层皮你也都不懂我。”顿时大乐。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此书中韦伯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分析了不同阶段、多种文明中的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有时兴之所至，洋洋洒洒，不知道分析到哪里去了，翻译又晦涩，叫读者晕头转向。并且全书很像一本具有开创性但不成熟的手稿，观点的阐述并不明确，论证也不完全。可能正因为此才导致门生弟子分为不同流派，互相争论，进而形成“韦伯学”。关于这一点黄老师还开玩笑说，可能有些理论家故意将自己的著作写作得很晦涩，以期达到后人在阐释时争论、进而扩大影响力的目的。
这使我想到无论是前辈的理论创见还是后来的阐释挥发，其实都是人们试图把握规律的努力，不代表一种流派、一类观点垄断了真理本身。因此无论是读原著而是二手著作，千万不能被玄之又玄的叙述唬倒，对时下时髦的“加一点理论”以显得“高大上”的研究，也要保留一份警惕。更不用说警惕将西方经典理论中明示或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应用到中国问题研究上的重重陷阱。这些都要求研究者保留一种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也是黄老师在课上一再强调的。
批判之“批判”
最后让我以老师强调的批判精神来结束这篇总结。黄老师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课上谆谆告诫我们要研究“大问题”，并且身体力行，成果斐然，我们都十分尊重、敬佩。但就我个人而言，有一点不成熟的不同意见是问题无谓大小，对研究者来说首先要有趣，才能有钻下去的动力。这是对研究者本人的意义。其次研究能对研究者之外一定的人群有意义，就已经很了不起。界定何种问题（及其指向的人群）比另一种重要难道不同样是一种话语霸权？如果从涉及的人群规模大小来界定问题重要与否，那岂非有滑向“多数人的暴政”的危险?时下对所谓的“边缘人群”一些被压抑的问题的研究，虽然走向了琐碎化的弊端，但我觉得对这些人群（即使面很小）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总而言之研究者的兴趣总是非常个人化的，对其成果的评价也是各有看法，存在争论的开放空间，没有“定于一尊”。这或许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其不断创新前进的动力所在。这算是我运用怀疑精神所作一点不算批判的“批判”。很不成熟，见笑大方，但却是真诚的想法。希望能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反思、对话、修正、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