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为时三个多月的“法史与法理：诉讼案件研究”研修课在“饺子宴”中同学们的欢声笑语里结束，当我们依依不舍的与黄老师挥手道别之时，研修课上的种种情景再次在我的脑海浮现，心中不禁百感交集。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黄宗智教授的研修课。尤记两年前，刚迈入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申请参加黄老师“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课。在那门任务量大、要求高的研修课上，我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学习了阅读学术著作的基本方法和对待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深深体验到学术研究的苦与乐。虽然回想起无数次读书读到睡着、无数次熬夜赶读书报告的经历依然“心有余悸”，但看到黄老师今年将在法学院首次开设从诉讼档案出发、建构“历史社会法学”的新型研修课，对触摸历史的真实充满期待的我还是“义无反顾”的再次递交了申请。
本次“法史与法理：诉讼案件研究”研修课以“历史社会法学”构想为核心，力图连接经验与理论，从清代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出发探讨中国法律变革的关键理论问题，从而走出法律史学“博物馆化”的困境和法理学空对空的议论，为中国的理论法学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使理论法学专业的青年学子也能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力量。这种关照历史与未来的博大情怀深深激动着我，使我看到了真实可靠且有深度的理论法学研究新道路。
研修课主要分“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正确做读书笔记的方法之养成”、“学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及新概念的构建”和“研究写作”三个部分。在学术著作阅读部分，黄老师以其清代以来民法的“三部曲”著作和UCLA团队的代表性著作《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为例，教导我们在阅读著作时首先要把握全书的中心论点，用一段话甚至是一句话概括出来，然后再分层总结次级论点，提纲挈领的掌握著作的全貌。黄教授尤其强调做系统的读书笔记的重要性，特别要求读书笔记要“有用”，即在数年之后仍可以凭借读书笔记清晰的勾勒出著作的观点和结构。这种读书方法不仅是良好的记忆方式，同样也是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和提高总结概括能力的有效方式，对今后的研究写作和教学都大有裨益。黄老师还提出“积累”读书法，即进行不断的反问：作者有没有说服自己？如果由自己来写，哪些部分还可以有所改进？用这种方法读五十本左右某一领域的经典著作，便可以在此领域获得发言权。我在两次的研修班培训中，逐渐掌握了把书“读薄”的方法，克服了目录式的读书笔记，使读书笔记能够真正反应著作的核心观点和整体结构。不过一周两本书的进度实在太快，幸亏我有两年前的基础，此次“温故而知新”，方才侥幸过关。
在理论阅读部分，黄老师针对国内学生普遍理论水平较弱的情况，特别选出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萨义德的《东方学》、布迪厄的《实践感》等各个流派的代表性理论著作作为研修课的阅读材料，加强同学们的理论训练。《法律社会学》充分展现了韦伯形式主义“类型学”的强大分析框架，布迪厄代表了实体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则是后现代作品的典型，尤其是《东方学》一书鞭辟入里的揭示了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文化霸权，在“本土东方主义”盛行的中国学术界，极有警醒作用。对当代最主要的三大流派的经典著作有所了解，会为拓展阅读其他的理论著作扫清很多障碍。当然，阅读纯理论著作是件艰苦的事，尤其面对韦伯、布迪厄这些头脑极其发达、逻辑极其复杂的大人物的著作更是如此。曾经无比惧怕韦伯的我硬着头皮第二次阅读《法律社会学》一书，终于从材料的汪洋大海中爬上了岸，大致捕捉到该书的逻辑脉络，尤其当我发现韦伯的一些著作逻辑顺序似乎有点颠倒，要读到后半部分才能勉强把握其核心论点时，开心了好几天。于是我想起了老师的话“经典是要反复读的”。不过读到布迪厄时，由于我手头只有一本台版的《实作理论纲要》，因此只能一边转换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系统，一边试图重温西方哲学史以理清布迪厄的思想与现象学及语言哲学的继承和批判关系，后来实践证明这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于是我不幸的没读完就睡着了。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黄老师指出，理论是“核武器”，虽有深化认识的巨大威力，但运用不当就会陷入偏执，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黄老师主张，不要把学习理论当作追求真理，不应该限于任何一个传统或流派，关键在于看到不同理论的交锋点，用所掌握的理论资源应对现实问题，用经验决定不同理论流派的取舍，按实用的标准来采纳理论的不同部分，根据实际建立自己的概念，从理论中要得到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黄老师特别强调不能就理论谈理论，理论应当来源于经验，再回到经验中进行检验和修正。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逻辑，就是实践逻辑。从实践出发、看到历史的真实和法律的实际运作情况、致力于经验材料与理论的连接，正是这门研修课的精髓所在。对于或将某种理论当作真理使用，或将理论与实践截然分开的现代学术界，这种方法让人耳目一新。黄老师一直希望避免碎片化的法律史研究和形式主义的法理学研究，构建有历史关怀和实践关怀的“历史社会法学”，这一愿景让人心向往之。
最后则是研究写作阶段。黄老师为同学们提供了他珍藏的《巴县档案》、《宝坻档案》等档案材料，并要求大家自主收集《刑案汇览》、《内阁刑科题本》、《淡新档案》、民国档案中的诉讼文书及当代案例，选择自己关心且在经验研究层面上可能有所创新的题目，在对新鲜材料进行深入掌握之后，建立新鲜的中层概念，避免空泛的理论探讨及没有问题意识的经验信息堆积。黄老师手把手的指导我们进行论文写作，首先阅读材料，提出选题；然后形成一个简略提纲；再扩充成一个详细提纲；最后形成论文初稿。每一阶段有至少两周的准备时间，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我和颜丽媛师姐一起去了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市档案馆查阅民国诉讼档案，第一次摆弄微缩胶片机，觉得十分新奇；扫了一眼由黄老师的档案胶片转化而成的PDF文档，立刻觉得眼冒金星，心想还是回家学学行草再来看吧；在deadline到来的前夕，我和程瑶瑶师姐彻夜赶稿，实在写不下去了就在飞信上聊几句，天马行空的交流一些与学术无关的“小资”理想，然后再默默的低头敲字。我们的对话常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天亮了。”
“鸟叫了。”
“怎么办？老师要起床了。”
“……”
“要不，我们提交了吧？”
于是匆匆把很不完善的文章发给老师，拉上窗帘开始补觉。一次在课堂讨论上听到蒋正阳师妹讲：“文章结尾还不完善，因为写到那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想着老师要起床了，只好先发过去……”我和瑶瑶师姐相视一笑：“真乃吾辈中人。”课堂上，黄教授引导同学们就彼此的论文选题、提纲和文章进行广泛探讨，大家各抒己见，交流想法，相互学习。黄老师从不吝惜对大家的肯定和鼓励，也对大家的不足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我们会为老师的否定而忧郁痛苦，也会为老师的肯定而欢欣鼓舞，但大家都孜孜不倦的在意见与建议中不断拓宽分析思路、调整文章结构、斟酌语言表达，一遍遍修改着自己的文稿。虽然成果未必能达到老师的预期，但大家都在勤勉的努力着。
当然，这门课的另一巨大收获在于与黄老师及各位同学欢聚一堂，共谈学术的缘分。同学们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课堂上不时迸溅出思想的火花，极大的拓宽了我的视野，给予我很多启迪。黄老师认真的评阅我们的读书报告和论文，引导我们进行课堂讨论并给予指导，提出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在这种严格的高密度学术训练中建立起良好的学术习惯，在热烈的学术讨论中拓展认识问题的深度与广度，形成基于诉讼案件经验研究而又具有理论关怀的成果，对将来的学术道路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是这门研修课最大的魅力所在。
衷心感谢黄老师及各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