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论及参加黄老师研修班的第一感觉,就是“压力山大”。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我一直挣扎在“按时交作业”的临界线上。由于还要兼顾学校工作和家庭琐事,我总是随身携带本周阅读的理论书籍:等车的时候阅读、等飞机的时候阅读、孩子熟睡之后还是阅读。但即便是这样,我往往到周五凌晨两点才能发出阅读笔记,因此不得不在邮件中一再地向黄老师表达歉意。可是,我一直不舍得退出这个研修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研修班让我重新认识了学术。
一、 对于经验和理论的再认识
正如黄老师常说的,经验与理论是做学问的两只手,如何锻炼自己的这两只手,阅读是个重要的途径。在这一点上,黄老师读书有个典型的实用主义原则——“这本书对你的教学和研究有什么用”。这句话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回答。第一,你要学会“精确阅读”。以前我认为写读书笔记并不难,但现在我才意识到写一份“有用”的读书笔记并不容易。在9周的时间里,我常常有这种感受:读完的时候自认为懂了,但写完笔记才发现自己之前并未真正理解作者,而每周上完课才知道这样才算掌握了理论的真谛。这样的训练进行了9周,我的阅读也升华了9次,我想,要想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样的训练还要坚持下去。第二,你要学会甄别书之“优劣”。此前读书,我很容易陷入“作者的语境”,只要作者能自圆其说,我就会对著作基本认可。可我很少去想:这样的描述符合现实吗?这样的结论有助于解释现实吗?而对于黄老师,这是判别书之“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古人讲:尽信书不如无书。在这个研修班上,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有如此的危险。正如黄老师所言,读书要有“现实感”。第三,你要学会与他人的视角进行对话,即看它如何连接了经验与理论。在黄老师看来,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需要顾及经验与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可能各自有各自的逻辑,这就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张力。学者要做的工作,就是解释、分析、调试它们之间的张力,而这需要功力。每一本著作,就是一个研究示范,而由此出发的阅读,才是“有用”的阅读。正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我对经验和理论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开始思考什么是“符合现实的经验”、什么是“有价值的理论”,而学者的研究怎么做才算是“有意义”。
二、 对于自我学术的再认识
黄老师关注现实问题,自然关注中国话语,研修班里同学们也常常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热议。其实,这对于我研究的近代思想史领域中,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百年来的中国学界一直就此各抒己见。与其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但在研讨中,黄老师并不是仅仅提倡中西比较,还特别强调两个视角:一是“历史的维度”、二是“实践的逻辑”。这或许与他历史学出身的训练有关,但反过来,对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则更有启示。
第一,历史学者往往过于注重“历史的维度”,却忽略了其“未来的指向”。分段、分期、分思想、分地域,这在历史研究中再平常不过;但是这一细分化的趋势却割断了历史自身的连续性。中国的今天并不是30年形成的,也不是60年、100年形成的,所谓的“传统”也只是几大“力量”合力之结果,所以如果历史学者不是立足现实的回溯过去,那我们笔下的“过去”与“现在”自然连不起来,而对与“过去”的研究也难免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第二,历史学者往往长于梳理“实践的逻辑”,但多不重视这一“实践”区别于理论、区别于西方的差异。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潜藏了对“实践”的看轻,而“实践”又恰恰是形成“今日之中国”的重要根源,因此造成了历史学界对“中国话语”的“大面积”失语。
对于这两点的领悟,也反映在我自己的思想史研究中。以前,我常常被旁人问及:一、思想史对现实有什么用?二、思想史是不是只是话语?坦白讲,在这个研修班上,起初我最常自问的也是这两个问题。而伴随着研修班里关于“中国话语”问题的讨论,我才逐渐理解:有现实关怀的思想史,才是有生命力、持久力的思想史;有中国视野的思想史,才是尊重实践、逃离话语的思想史。
在研修班的三个月,我的日子虽然不免忙碌、狼狈,但回首再看,却又有诸多怀念、不舍。衷心感谢黄老师给了我这个学习的机会,也感谢班里同学的热情帮助,这是一个温暖的集体,也祝愿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