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京》

如今在灯下敲打键盘时，已距黄宗智先生“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结束快有两个月了。但我的思绪还时常回到那辆在深秋黎明出发的铁皮车厢中。彼时的我刚刚辞别成都的师长，只身奔赴北京参加研修班。一路上我都听着汪峰那首《北京北京》，歌词所写的正是荡漾在每个年轻人心中的梦想、热情与迷惘，其情其意深深打动了我。虽然我并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北漂青年”，但妄自认为是“学业北漂”的我，也勉强分享着那些为了梦想艰难打拼的年轻人的共同感触。

大学二年级时我初次接触黄宗智先生的著作。《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是我最先读到的文字。该书对初入法学殿堂的我形成了极深的影响，甚至是我选择研读法律史这一专业的重要原因。阅读此书时也正是学界及司法界关于“大调解”的讨论火热进行时。当我尝试借用“表达与实践”这一对概念来分析“大调解”讨论中的一些问题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理论的强大解释力与独特的魅力。同时，黄先生对清代基层司法档案的利用，以及其后所倡导的“新法律史”研究都令我倍受触动。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风气在逐步转变，由以往的深陷于宏大叙事逐渐转向关注实践、微观层面，特别是由于新的基层司法档案等史料的持续挖掘、整理，学科大有走出“博物馆”困境的机会。然而因为法律史学科内部的自我割裂，理论与经验的分离以及受意识形态的禁锢，法律史要走出困境尚有长足的道路要走。

用黄先生的话，作为一个“立志做学术研究”的法律史研究生，我经慎重考虑后申请了参加该研修班。有幸得到黄先生的许可，让我十分欣喜，却又压力甚大。九月初，怀揣着无数的期望、疑惑、迷惘与热情，我踏上了去北京的行程。

“周三午夜”

若让我从脑海中拣出几个关键词来形容研修班的学习生活，那第一个词语应当就是“周三午夜”。除了第一次课的阅读书目有较长的准备时间外，之后每一次读书笔记都需要在周三午夜前提交给黄先生。于是乎，“周三午夜”成为了我在研修班学习期间临深履薄、战战兢兢心态的代名词。本次研修班是一次跨学科的交流，阅读材料也相对丰富。每周五体验法学之外的“异域风情”自然是痛快，但这都伴随着每周三午夜前的痛苦与煎熬。

黄先生第一节课结束前将批阅过的作业回发给大家。他将大家的每份作业都打印出来装订好，用铅笔仔细在每一段每一句勾画，还用自创的不同符号做出标记。随后的每一节课，黄先生都是在课前花大量时间阅读每个人的笔记或论文，根据大家笔记内容在课上有的放矢。记得有一次因阅读艰难，作业“难产”，我直到周五的凌晨才将作业发给黄先生，但课上发现这份迟到的作业仍得到了批阅，让我十分感动。黄先生的倾情投入让我们倍感鼓舞，也激励了我们去更加努力地读书与思考。

本研修班的前三节课主要是训练有效地写作读书笔记，即如何去掌握一本著作。所选择的材料都是黄先生的著作，黄先生因其作者的身份可更有效地评判读书笔记的精确度。然而，黄先生著作的特点是中心明确且反复强调，思路、线索清晰，经验与理论的连接紧密，而且相对为我所熟悉。但研修班进行到后期，韦伯、布迪厄以及汪晖的著作给专业功底平平的我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也直接造成了我每个“周三午夜”孤立无援的凄惨境地。

当研修班结束后，我还时常凝视着之前一直贴在书桌前提醒自己的那张小纸条：“每周三午夜前交作业给黄老师”。虽然以后的每周三午夜不用再交作业了，但黄先生给予我们的是一种精确、有效掌握重要作品的方法、这种方法经过研修班的锤炼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不仅如此，这样的方法还带来一种自信：“无论再陌生、复杂的著作，都要有信心掌握它”。曾经“周三午夜”的痛苦，如今已成为了自己的一份承诺。

“冰可乐”

前几周上课时，我一直有一个疑问萦绕心头——黄先生桌前放着的那个大保温瓶是用来做什么的。每节课上到十点左右，黄先生都会用餐刀打开一瓶可口可乐，然后倒进保温瓶中，再一杯一杯地饮尽。直到有一次黄先生晃动保温壶，我才听明白那是一瓶冰块，是为喝冰可乐用的。

黄先生如今已过古稀年岁，但精力之旺盛，特别是为学术信仰执着努力的劲头着实令我们这些后生惭愧。黄先生的学术热情发自内心，真实并且十分充沛，特别是他对中国的现实关怀，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都令我十分触动。我在黄先生身上既看到了美国教授的潇洒，也看到了中国士人“兼济天下”的情怀。

不仅如此，黄先生本研修班课程除了内容让我受益，其人格魅力更是让我折服。他对于学术研究有许多真切的看法，比如主张多予以他人肯定，因为学术研究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学者之间需要相互鼓励与体谅，而非一味地以所谓批判来证明自己的“更胜一筹”。但关于学术原则上的争论，黄先生又表现出坚毅的一面，可谓“霸气十足”。黄先生自己坦言理想的工作方式是每天凌晨起来工作五个小时后，上午去山上滑雪或者打网球，同时他也是滑雪与网球“健将”，心态豁达，生活明朗之程度不言而喻。说实话，这样对学术的执着与对生活的热爱，都是我所渴望拥有的。

“网球运动员”

黄先生一直主张经验与理论的紧密连接，即在研究中左右手并用。他曾批评西方史学日益理论化，而中国史学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倾向简单的经验主义。西方史学倾向于单独使用左手而中国史学则单独使用右手，两者都不能实现两手并用。宏观上如此，而从微观上看，这种批评也适合于对我们个人的反思：中国学生在学习、研究中也往往会陷入这种单用一手，而不能两手协调、配合的困境。黄先生在课程曾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单用一手时间久了，就好像专业的网球运动员，一侧肢体极度发达，而另一侧无异于常人，显得左右失衡。他在讲这番话时，让我觉得颇为惭愧——虽然自己还算不上“网球运动员”，因为尚不能娴熟运用理论或者经验其中一者，但的确在理论连接经验，两手协调并用方面有很大的欠缺。当我用传统的方式面对史料时，容易沉迷于其中而忽视理论；但当我试图运用理论时，又往往忽视其与经验的连接。改变这一点也正是我希望从研修班学习中所获的成果。

近年来，四川诸多基层档案得到了挖掘与保护，档案的规模与完整度均值得学界重视。然而，档案的妥善整理是一回事，有效利用则是另一回事。虽然我赞成史料学的优良学风，但若一味强调经验主义，无视理论的重要性，则利用基层档案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法律史研究容易沦为“档案馆”、“博物馆”工作，这不但与我们所有的现实关怀相悖，也是对珍贵史料的一种浪费。推而广之，国内法史研究也多少存在这一困境，究其根本仍是在于理论与经验的断裂，即“网球运动员”现象的流弊。

作为研修班的一员，在学习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这一弊端的危害。我认为这一流弊应当在我们这一代学生中得到彻底的清理。基本的办法则是从自身的学术训练起就重视两手并用，避免“网球运动员”式的训练。另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双重文化人”，我们这一代应当有机会化困境为机遇，做出属于自己的改变与创新。

“核武器”

黄先生在第一节课时就强调理论是一种“核武器”。整个研修班课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的阅读训练是制造“核武器”的准备阶段，同时体验理论这种“核武器”的强大威力；第二步的理论学习则是获取制造理论“核武器”的基本素材，特别是在这一阶段兼收并蓄四大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第三步的论文写作则是尝试制造属于自己的“核武器”，并加以实验。

经过课程的学习，我还发现了黄先生关于“核武器”形容的另一重意图，这直接来自于我论文写作中所犯错误的教训。理论好比“核武器”，一方面表明理论的威力强大；但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运用理论若不当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风景”与“陷阱”并存，这正是运用理论时的真实情景。

我的课程论文选择了借用韦伯《法律社会学》中“法制担纲者”这一概念，以基层司法档案为依据，审视了档案中所体现的诉状话语之变迁及其背后的动因。为了表明这一变迁的过程，我运用了“权利话语”与“冤抑话语”这一对概念作为两极展开论述。黄先生在课堂上批判了我这种思路的潜在危机——“不自觉的现代主义”，也即是运用韦伯的理论时缺乏自觉。韦伯在使用这种理想模型时实际上有相当的自觉与警惕，而我在使用时则不自觉地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以至于使理论反而成为自己的一种包袱。这正是黄先生组织的研修班所试图所教给大家关键所在。虽然黄先生原谅我第一次运用理论所犯的错误，但我自己却有了更深刻的警醒，即理论是一种“核武器”，威力与危害并存，关键在于运用者的清醒认识。这一错误也会鞭策我在日后理论学习与运用理论时更加警惕与审慎，既要做“有核国家”，又不造成无谓的“核污染”。

此行游学，回想起来想说得太多。感谢黄先生的接纳与耳提面授，黄先生的严谨学风、扎实研究及强大的人格魅力都对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感谢各位师友的理解、支持与无私帮助，也难忘同窗们真挚的友情。此行既有收获，也有遗憾。词不达意，无法表达我百感交集的心情。学业是一生的事，至于我在本研修班中收获究竟有多少，我想只能用我此后持之以恒的学习与研究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