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
2011年11月21日，由于上海学校的事情以及身体的原因，被迫提前离开了黄宗智教授的研修班，非常遗憾没能坚持到最后，错过了最后三次课，在此再次向黄老师表达歉意。12月26日，在紧张忙碌了近一个月后，硕士论文答辩结束，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写自己在北京学习的感受和收获。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曾应曹树基教授的要求，在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做过一次专门的报告，又在上海青年读书组织做过一次简短的讨论。
2011年8月初，我收到了一封让自己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的邮件，那是来自黄宗智教授秋季课程的录取通知。申请这个课程的初衷，是基于以下两点：一是黄宗智老师在中国研究多个领域的突出成就和贡献，值得学习；二是自身理论素养的缺乏。尽管历史学有着很深厚的经验研究传统，但往往陷入大量经验材料的考证、堆砌，而缺乏理论提炼的能力，这或许不是我一个人的担忧和不满，也是历史学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历史学越来越趋向于“碎片化的经验研究”。有幸能被黄老师录取，心中充满喜悦，但顿时也有着一股压力，那就是自己能否跟得上课程的进度，对于很少涉及晦涩理论著作的我，是否能顺利读完并理解这些著作，内心都充满着担忧，这种压力或许就是一种鞭策自己进步的力量。
在近三十年的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在乡村史研究中，黄宗智教授被誉为“界标”式的人物（任放，<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视角的转换—以乡村史为中心>，2011）。其《华北》、《长江》二书是中国研究的经典著作，引起了学界长久且广泛的讨论。在以前的学习中，曾经阅读和讨论过黄老师的著作，但都不够精确和深入，而当我在北京参加讨论时，作者本人就在讨论的现场，很多问题可以得到当面的回应，错误也可得到纠正。黄老师用各种符号细心点评了我们的读书笔记，这样就让我们了解了自己原来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我们养成好的读书习惯。这次北京之行，学习和感受很多，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您的“连接经验与概念”的学术理念将会对我以后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下面就几个主要方面，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一来可以帮助自己精确了解此次学习的收获，二来则可以此总结向黄老师汇报，并与其他学友交流，三来可给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其他朋友一些参考。
一、阅读方法与习惯
在中国研究生的培养教育中，不乏书籍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从本科开始就涉猎了各类书籍，包括人文、社科、自然等，为应付各种课程作业，也写过至今已难以数计的读书笔记，但对于这些阅读过的著作，时隔一年半载则全然不记得其中的内容，只存在一个模糊的概念。正是基于此种自然的遗忘规律，以及学术积累的需要，我们需要养成精确阅读的习惯，写作读书笔记时力求实用，即若干年后当我们阅读这份笔记时，我们就可完全理解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而不需重新去读。这正是黄老师所提倡，并要求每位学员在每本书的阅读中力求做到的习惯。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一份既实用又精确的读书笔记呢？黄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则可操作的方法。一般而言，学术著作都该带有一个中心论点（由于受写作习惯的影响，西方学术著作基本上有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中国的著作在这点上并不明显），阅读这样的著作，首先要掌握的就是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根据写作的习惯，中心论点一般会在著作的首尾出现，即绪论和结论部分。
把握了其中心论点，接下来就要掌握支持中心论点的次级论点。一般情况下会有三个以上的次级论点用以支撑中心论点，每一章即是一个次级论点，看完每章后用自己的话总结出来，并总结支持这个论点的经验证据，特别注意二者之间的连接。连接“经验与概念”是黄老师一直强调的研究理念，既要有丰富且全面的经验材料，也要从基本的经验事实中发现最重要的概念，二者结合才能做出一流的研究。那么，阅读别人的著作，很重要的是要去思考作者是怎样连接经验与概念的？这个问题会最终导向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本书作者是否把自己说服了？如果没有的话，哪些地方的论证存在问题。
中国历史学科的传统重在史料，即所谓的经验材料，倾向于实证研究，就事论事，缺乏理论的提升，这或许是一种缺憾。黄老师身处在美国做中国研究，具有中国学者难以企及的全球视野，就犹如江西的学者往往局限于江西本土研究，而上海的学者而把整个中国置于自己的研究范畴一样。我受到的学术训练，是从经验材料本身去发现历史，而不是从社会科学理论中去提出问题。前者实证性很强，但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提出的问题可能很小很具体，或者说过于细微。黄老师提倡从社会科学理论的充分把握上，从经验材料中找出与现有理论“背离”的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可以免于陷入碎片化。
尽管每周的阅读都很紧张，但这短短的一个多月却是自己读书最多，收获最大的阶段，这种训练是非常宝贵的。尽管仍然有学校的各种杂事，但可以说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读书时光，值得怀念。我与亚兵每天都在图书馆，尽管每次进去都充满挑战，因为我们共用着一张校园卡，一个人先进去然后再把卡从另一边的门缝里送出去，另一个再进来。起初，我在读书过程中，不喜欢去摘抄一些片段，而是把书本通读后，再试图去把握整本书的逻辑，但这种方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看到书的后面，把前面的内容忘记了，又得重新阅读，浪费了很多时间。按照黄老师的阅读方法，结合自己的笔记，可以高效率的掌握一本书的内容，这种阅读习惯可以影响我们的一生，增加我们的学术积累。
二、经验证据、学术理论与意识形态
无论在黄老师的研究著作中，还是在他的课堂上，都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学术理念，那就是“从最基本的史实中去寻找最重要的概念，然后再不断地回到史料中去验证，提炼自己的假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研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社会科学则流行模型分析，二者都不同程度忽视了最为根本的东西，即基本的史实。实质上这是方法论上的异同，黄老师注重归纳分析法，遵从从史实到概念的实证，而后者偏重演绎推论法，往往是以论带史，偏差甚大。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即使有着非常丰富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也无法归纳出一些重要的概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理论知识的缺乏。
黄老师在课程中始终强调，研究中要注重经验证据与学术理论的结合，他把二者形象的比喻为人的左右手，偏废任何一只手，都不可能做出有力量、有深度的研究，这充分说明了经验证据与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缺一不可。很多人或许会说，目前中国许多的研究，时常借用某个西方的理论概念，把这种理论当作权威和真理，致使研究止步不前，没有创新和突破，即“不加批判的运用”。与此相反，黄老师认为对待理论的态度，应该是“把一切理论置于历史视野之中，采用多种理论视角，借助理论来提出问题”，而不是把理论奉为真理，视为最终的、唯一的答案。掌握理论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经验判断和提出重要的问题，找到理论的交锋点。
根据我自己的成长经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史料中找到最重要的概念，这与人的知识储备、理论素养有很大的关系。纯粹的理论显得空洞不实，难以说服人们去接受，连最基本的故事也不存在，有时仅仅是头脑的建构，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对理论充满敌意的原因。但建立在经验证据上的理论或概念，则充满着实在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也容易被人们接受。理论知识的系统阅读，显得非常重要，可以培养一种宽阔的学术视野，犹如我们这个研讨班，各个学科的学生都有，但每个人看问题的视角都会不一样。
目前，中国的许多高校，既不注重经验材料的搜集、分析，也不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使得两只手都不能用，成为了一个学术“残疾”，其水平和成果可以想见。学科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非常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但却往往忽视经验证据。历史学则正好相反，这与这个学科的传统有着很大的关联，清代以来的考据学都重在文本的分析、比勘，根本不知理论为何物，因为他们的工作重在事实层面，容易陷入碎片化，而不成体系。
在研究方法上，黄老师也一再强调，一项出色的研究，起码要有一个或两个理论对手，通过对手可以有效且清晰的突出文章的核心问题，这也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处于学术脉络中加以讨论，既找到了本研究的合法性，又说明了研究的贡献。但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的对手要有广泛的影响，这在黄老师的著作中表现很明显，诸如恰亚若夫、舒尔茨、韦伯等，而不可选择“庸俗化”的对手，因为这样会使得自己的研究也显得微不足道，这在舒尔茨的著作中表现较为明显。
在分析路径上，黄老师则认为 “用经验反思理论，是突破理论链条的最好方式”。这需要树立对待理论的正确态度，学术研究需要摆脱意识形态，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有普适和绝对真理。从黄老师的著作中，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这一点，在对满铁调查进行细致的梳理分析后，发现了许多中国特色的“悖论”现象，如“没有发展的增长”和“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可以这样认为，只有用经验证据去检讨理论，才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因为每套成体系的理论都有着逻辑上的严密性，以理论反思理论很难构成有力的冲击。
黄老师不仅一直强调经验证据与理论的重要性，而且要求我们在阅读、写作中要关照到二者的连接，不可把二者视为完全分裂的个体。许多人把理论视为真理，当作一种争取话语霸权的工具，犹如美国近来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在理论学习中，要不断调动自己的已经具有的历史感、真实感去与之对话，看这套理论能否对于我们理解现在有帮助，如果不能，那么问题在哪里？而在中国，又要特别注意，很多的理论和话语都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学术对话不能仅仅以这些为对象，而应该与旧有的学术传统对话，诸如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等。
黄老师有一段话对我印象深刻，“许多青年学子期望从自己选择的学科中找到唯一真理的理论；有的则因为不满于意识形态而摒弃理论，把自己限定于纯经验或技术性的研究。我们相信，理论是任何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世界上没有能够垄断真理的理论，追求绝对真理只会使人陷入意识形态泥沼。”这或许就是黄老师希望向青年一代传递的学术理念，中国的现状正如前半句所言，不满意识形态而摈弃理论，而我们需要做的，则是抛开意识形态化的“理论”，积极地与真正的学术理论对话。
离开北京已一月有余，那段生活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黄老师以七十岁的高龄，还坚持着学术的探索，努力于年轻学生的培养，远涉重洋来给我们上课，精神可敬，老师尚如此，我等后辈岂能不更加努力。虽是短短的一个多月，但收获却远比时间更长，终生受益，我们必将黄老师的学术理念和社会关怀带入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衷心地希望黄老师的研修班继续办下去，造福广大有志于学术的年轻学子，把黄老师毕生凝结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一直传递下去，使中国的学术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学术求索之路没有终点，而我们却刚刚开始，就有幸能得到黄老师的亲自指导，能与许多青年才俊一起在北京求学，这将会是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通过这次学习，也发现了自己许多的不足和差距，与许多的优秀学生相比，我需要的做的功课还很多。用屈原的一句话来自我勉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借此与其他同仁共勉。希望能用此次研讨班学到的知识和理念，去做出更好的研究，或许是向黄老师汇报的最好方式。
最后，再次感谢黄老师提供的宝贵学习机会，您的无私、辛勤劳动，带给了我们许多启迪，也引发我们更多的学术追求和思考，学生祝您身体健康，新的一年事事如意。感谢研修班的各位同仁，愿我们保持联系，共享交流的喜悦，共同努力为学术做点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