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2010年秋季研修班期末总结心得

邱士杰

（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

引言

作为一个在海峡彼岸土生土长的学生，长期局困于台湾岛上的我始终难以想象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到首都北京的「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学习；与此同时，迄今我仍难以想象我竟能如此幸运地与「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这门课上的许多优秀同学结为好友、一同学习。这一切，除了感谢我的家人的帮忙与支持之外，最重要的便是感谢黄宗智老师愿意给我这样的学习机会。对此，我只能衷心感谢黄老师在知识上的指导与激励；单凭言词，实难表达感激之情！关于这次的学习，我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心得。这些心得一方面是我个人对于这门课程的概括性总结，另一方面则希望提供给有兴趣的学友们一些参考。

一、笔记的写作

首先是关于笔记写作与西方思考方式的训练。从课程第一周开始，老师便要求我们在阅读指定书籍时，必须写出笔记并邮寄给老师，然后由老师打印出我们所写的笔记，逐字逐段地批改。关于笔记，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写作方法，不同的方法也各有好处。我自己基于从本科以来所学习的方式，大致有一套写笔记的方法或规范。但我有时因为太太拘泥于某些写作格式的形式要求，或者能力上的限制，而使笔记的写作失去意义。

但黄老师却提示了我们写笔记的几项重点：首先，笔记要写了能够对自己有用，能够有利于日后自己的复习或者教学，否则写了一份不靠谱的笔记，等于白写。其次，黄老师提示我们写笔记还是要用自己的话去总结所读书籍。无疑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程，却是我们真正把握一本书的关键。虽然有时摘录作者的原话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就个人的理解而言，必须依靠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

不过，我从这堂课学习到：写笔记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学习一种连接理论与经验的方式。上课时，老师经常要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一本书，或者以一句话带头，做为中心论点，然后找出几个支持这一中心论点的次要论点。黄老师的这一带课方式实与西方写作方式的原理相同，同时也是西方式连接理论与经验的一种方式。在英文写作的练习中，每一段的带头句（topic sentence）正是整段的抽象概括，反映理论思考；而这句之后的整段文字，则是支持这一抽象概括的具体论证，反映经验材料的铺陈。

在我们较为娴熟的汉语思维中，通常不会用这种略带结构感的方式来写文章；虽然也可以，但我们的汉语更强调文章书写时的文气，即所谓起承转合。透过汉语而写下的研究，因为有更强烈的叙事感，因此更能包容许多关键的事实或悖论现象。这也许我们中国人把握事实及历史时不同于西洋人的地方。钱穆曾言：「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如果换成钱穆，他也许不会认为一句话可以总结一本书。但汉语的思维可与西方式的思维互相补充、相互发明。在此次研修班的笔记训练中，我深刻感受到了西方式思维所产生的不同推理方式与写作逻辑；同时也为日后的学习积累起基本的笔记材料。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帮助！

二、经验、理论、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笔记的写作或者课程上的师生对话，黄老师都特别强调要找寻所读书籍作者的预设敌手或对话的对象。我认为这也是阅读一本学术著作时很必要的方法。一方面，这可以帮助我们探清一本书背后的整个学术环境或知识背景，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能够清楚辨别该书作者的意识形态以及该作者如何以「学术」的写作与推理方式展现其意识形态。而当我们有能力辨别一本书及其作者所深藏的意识形态，就可以反过来检证其推理方式是否合理。换句话说，可能得以从话语分析的层次上解构一本书某些看似客观、形式主义逻辑的推演，从而可能揭示出一本书从一个论证环节向另一个环节过渡时的问题或者陷阱。此外，我们也必须透过意识形态的发掘，将一本书同当代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估计该书的价值，并避免被各种论述（如西方经济学）所标榜的「科学性」或「客观性」所蒙蔽。如果一本书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为了破坏社会公正的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张目，而现实社会需要的是社会的自我保护，那末我们便应该慎重考虑这一本书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能把理论上的学习学得深入，学出鉴别力，从而才能将学术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使我们的学术努力能够产生实际且长远的正面作用。

此外，黄老师在理论与经验之间所不断强调的「连接」也对我很有帮助。在研修班上，多数的同学都有调研的经验；无疑，调研传统正是我国很重要的学术资产。黄老师一方面期待国内的同学能够将这一优良传统上升到理论的层次、或与理论相结合并检讨理论，但又谆谆提醒「理论」虽然是「核武器」，却也是「危险的武器」，用得不好会伤了自己。对我来说，我来自于极端强调实证研究的历史学系，基本训练是书面史料的考证；但就整个台湾的学术圈来说，却又处于或者搬弄或追赶西方理论、或者盲目追求「本土化」的状态之中。因此，这学期在研修班的学习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但究竟要如何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做出更好的拿捏，我想这是需要用一生去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从社会的脉动及其前进方向来反思自身的问题。

以这学期的学习为例，我学习到一种考虑问题的方法：在理论与经验的连接过程中，发现悖论现象的存在，并透过悖论来超越理论与经验的二元对立，将两者连接在一起，从而更全面的掌握现实生活的「多样性」，并在现实「多样性」的把握中贴近我们的社会关怀。「交搭」、「抱合」、「悖离」是我在本学期印象最深的、用以把握现实多样性的描述语。这些描述──对我来说──似乎可以用来说明许多（悖论或非悖论）事实的彼此缠绕。无论是多种生产关系（如「雇佣／租佃」两种关系）在农村阶级分化之中的交缠，或者是农业生产中的多样性种植、成男劳动力与辅助劳动力的结合，乃至将来中国农村家庭内部的「种／养」结合、主业与副业的结合，都让我不禁联想到这些描述语。

此外，为了袂出悖论现象，本学期所学习到的「形式理性／实质理性」、「逻辑的逻辑／实践逻辑」、「形式主义经济学／实体主义经济学」，则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对范畴；虽然这些成对范畴与成对范畴之间不能直接等同，但这些成对范畴却都可以用来揭示理论与经验事实的悖离、或者袂出悖论性事实的存在。易言之，本学期的学习不断传达着如何以精确把握、发现二元对立，作为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法。（而对我来说，虽然这些悖离与悖论性事实的发现，都是为了更进一步推进理论与经验的连接；但若将这种发现与连接视为一种历史现象，或许也可以进而探索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为了相类似的发现与连接而做的理论性努力。换句话说，类似的理论性努力，也可能可以运用在思想史上，成为一种切入点。）

三、课程的节奏

黄老师对研修班课程的安排也很有深意。首先从黄老师的研究成果入手，作为进阶阅读许多经典理论的跳板。此外，从第三周开始，老师便一周同时提供两本专书供同学选择阅读。最后三周，则由同学们分别依据上课所学内容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上，提出一个论文大纲或计画。虽然这一颇为紧凑的安排多少与老师将课程压缩在一个季度有关，但由于研修班的同学分别来自农业与可持续发展专业、历史学专业，以及法史法理专业，因此同学们可分别根据各自的专业能力与兴趣选择书籍阅读，而没有同时读两本书的同学，便可在课堂上看其他同学如何报告自己所没有阅读的书，这对于领域不同的同学们而言，很有跨领域之效。以我来说，我对法律与农史了解不深，但恰恰是透过其他同学的报告以及同学与老师之间的对话，才帮助我获得了一个初阶的理解基础。

但由于我个人的训练有限、能力不足，因此经常不能立即赶上老师的课程要求。特别是理论学习的部分，我常常感受到我对舒尔茨、韦伯、吉尔茨、布迪厄的了解太少，而立即进入这些经典理论的能力又不充分。因此屡有挫折之感（又由于我只身前往北京，完全没有获得母校母系的经费支援，因此更容易在意自己的学习状况）。幸运的是，由于研修班的同学都很优秀，因此总是能在课后的聚餐或聊天中增进我的认识。虽然偶有争执，甚至不得不把这种争执打上两岸被迫分断过久的印记，但更多的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经验交流及情感联系。由于金秋时节的北京如此怡人，而研修班同学们又不断予我温馨帮助，因此我在学习上的挫折感总能得到消解并增长见识。我想，也许正是因为黄老师组织了这样一个跨校跨学科的研修班，我才能在同学的帮助下快速适应（对我而言并不熟悉的）北京吧！

四、一点感触

虽然两岸民间（乃至官方）的交流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而且两岸人民之间的交往日趋热络，但对家境经济比较紧张而且仍能清晰觉察两岸意识形态差异的我来说，前往大陆交流仍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我自己是在一个高度拒绝中国革命遗产及其价值的社会与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在台湾这个反共亲美反华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要想亲炙这分遗产与价值，并不容易。对我（或对更多的台湾朋友们而言）而言，即便始终热切关心着祖国大陆的发展并焦虑于内地所产生的许多社会危机或价值观危机，也很难找到参与或切入的方式。我不能说我参加了此届研修班之后便掌握了一把解开中国问题的万能钥匙，但黄老师的思路以及研修班同学丰富的调研经验却至少让我看到了某种介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呼唤着内地的有志者超越许多或虚或实的思想分岐，同时也呼唤着两岸的有志者超越「冷战‧内战」结构下的两岸分断（以及由此造成的方方面面的对立）。在内地、台湾，以及海峡两岸都陷入某种「表态」、「选边站」、「一边倒」的二元对立环境下，我们应该透过「理论」（无论源于西方或抽象自我国经验）与「经验」的连接，尽可能周全地把握住各种我国所特有的悖论现象（在这个把握的过程中，历史学可能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方法），从而把握多样性，把握住中国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当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中国的具体，从而形成一套新的知识体系或者新的理解近、现、当代中国的方法，我们才能撑出一个足以让进步思想驰骋其中的思想空间，从而由种种二元对立所造成的、没有出路的无限回圈之中解脱出来。

我想，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可能已经提供我们超越种种二元对立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来自于不断地¹⁾使理论联系实际、²⁾改变知识脱离群众的性质、³⁾在批评中还能自我批评──问题只在于我们愿否继承之。如黄老师所言：「在这几个历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中国革命运动对其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深入农村学习，了解实际，从那里找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在理论上，它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然后再验之于实践。只有行之有效，才是真正正确地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的认识。」（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如作家陈映真先生所言：「历史地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有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传统，那就是科学地、怀有高度主体意识地、不断提高了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本质的认识，善于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为中国的救亡、改造、建设和发展，做出大量重要的贡献。一九三零年代初，接受新的社会科学只不过十来年的中国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思想家、革命者和爱国的知识份子，在北伐革命失败的余痛中，展开了范围广阔，卓有理论深度和知识开创性的『中国社会史论争』。这个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学术论争，讨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讨论了相互的变革运动的本质、运动的力量分析和改造中国的前途等等，影响十分深远。」（陈映真，〈时代呼唤着新的社会科学──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演讲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我们往往在没有充足条件的情况下试图超克二元对立（并因为条件不足而使种种「超克」的努力最终只能回归二元对立），但若我们能够从学术方面创造出新的条件，属于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一个更好的社会，便有机会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当我离开北京之际，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许多地方都下了雪。而还没看过雪的我，竟无缘在河湖均已结冰的北京看到今年最起码的一场雪。也许，这正是古都北京酝酿的思想热度始终高涨、甚至不断升高的一个反映吧！我是如此幸运，能在中国思想变革的中心与黄老师和各位同学一同学习。希望将来能有更多更优秀的台湾同学，能够一起来这里，与黄老师和各地优秀的同学们，一同为中国的前途奋斗、努力！相信这天必不遥远！

2010.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