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生  桂涛

参加《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课程无疑是我这一年最大的收获。课程结束到现在，快一个月了，稍微总结一下，约略有三个收获。第一个收获是养成系统做笔记的习惯。做笔记，这是从本科以来，就不断听得到的。但是，好像没有哪个老师真正把它作为一个重点，来指导学生。因此，我虽然知道做笔记的重要，却从来没有做过读书笔记。黄老师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真正把做笔记作为教学内容的老师。黄老师仔细的讲解做笔记的方法，"强制"要求两周交一次笔记，认真批改笔记。在这一系列的"逼迫"下，我终于开始做起读书笔记了。经过9周之后，总算养成读一本书后，把它的核心论点、次级论点、经验论证给总结出来的习惯。做好笔记，再来参加课堂讨论，笔记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这个优势，在和我经常参加的"朦胧派"式的讨论课一比较，就更明显了。讨论课在大学已不算什么新鲜事了，现在的硕、博课程很多都采取这个形式。但是，这些讨论课大多不要求做笔记。根据我的经验，读完一本书不做总结，通常抓不住重点，往往限于枝节。即便对"整本书究竟要说什么、"，"如何展开论证的？"等这些问题有所察觉，也多半是模糊的。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讨论课，我把它称为"朦胧派"式的讨论课。以这样的状态来讨论，也只能围绕着印象、感受展开，谈谈这本书某处、某处写得怎么样，某页、某页让我联想到......那么一二十号人坐在那里，似乎是说一本书，实际上，各自都在自说自话。做笔记的好处，就在于围绕着核心论点、次级论点、经验论证，把一本书再重新组织起来，等于是在脑海中重构了整本书。这样再来讨论，就有的放矢得多、实在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把黄老师的讨论课称为"写实派"式的讨论课。

第二个收获是对理论的实用态度。喜谈理论可以说是现在的通病，今天言必称福柯、哈贝，如同当年言必称马列。只不过当年是政策迫使人们不得不打着马列的旗号，今天则是自觉自愿的。在历史学领域，我可以算是一个深陷理论而不能自拔的人。最初，被黄老师这门课程吸引，也是因为要读韦伯、布迪厄、萨义德、吉尔茨等理论大家的著作。上了课后才晓得，黄老师不是要把我们培养成"理论家"，相反，是要破除对"理论"的迷信。黄老师强调理论不能当"圣经"来读，而是要用理论来提出问题，理论的对错要用现实感来判断。因此，黄老师主张掌握多个不同流派的理论，并把理论历史化。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对舒尔茨和吉尔茨的讨论，读《改造传统农业》时，人力资本、零值劳动这些概念，看起来都说得头头是道。读《地方性知识》，用地方文化符号系统解释地方的观念，好像也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对抗西方霸权的味道。但是，当考虑把他们用于理解中国时，似乎都掩盖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本掩盖了不公平的制度，地方性知识则屏蔽了近代中国的变迁，把中国本质化。经过这一番清洗，我觉得自己从理论中，解放出来了。

第三个收获是学术研究的立场。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学术研究的立场无疑是研究展开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但是我们现在似乎不太谈这个问题。黄老师旗帜鲜明地打出现实感和历史感。我理解，这就是黄老师进行学术研究的立场：最终衡量他的学术研究的标准，是从现实中获得的真实感，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或理论体系。因此，他的研究最终也是以理解现实为归结点，而不是论证某个意识形态，或者完善某个理论体系。我以为这个立场是至关重要的，国内现在学术界诸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溯源到这个问题。在国内历史学界，目前最为新锐的潮流，非新文化史莫属。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热衷与此。但是，当我试图把这一时髦的理论运用于具体研究时，却缺乏激情，进展缓慢。我一直认为是自己对新文化史的理论掌握的不够，需要更深入学习理论。接触了黄老师，才醒悟过来，我的问题出在没有立场，因此找不到归结点，也形不成问题，所以始终在外面打转。我想这也是国内新文化史的一个通病。例如，现在颇为流行的物质文化史、妇女史、阅读史，历史的细节越来越多，但是历史的面目越来越苍白，不知道研究者为什么要把这些历史的"边角料"给开掘出来。我以为，这正是立场出了问题，新文化史研究者的立场大多不是要理解中国，而是要与国际学术接轨。因此，国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奇异的现象。在西方历史学中，新文化史的兴起，是针对社会经济史过于偏重物质层面，不满于其对欧洲历史的理解，强调表象世界也是历史变迁的一个动力。它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进路，但是处理的仍然是社会经济史处理的问题，集中在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近代世界的兴起等老问题。因此，新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之间，能够形成对话。与此相反，中国的新文化史和社会史却基本处于一种互不交流的状态。新文化史完全在社会史在外，讨论另外一些问题，如明代人的服饰、近代人阅读什么书籍等问题，至于这些问题如何与社会史关注的问题发生关系，对理解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却没有人理会。究其缘由，就在于新文化史的立场是与国际接轨，而不是理解中国。其归结点就在为做新文化史而做新文化史，把中国变为西方理论的一个注脚。与黄老师的交流，使我确立起自己的学术研究立场，应当以理解中国为我的立场。这也是在课程中，阅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获得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