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顾名思义，是探讨历史上的农民－地主关系，及与之有关的若干问题。有些读者会问：这些事情好像早就有了定论，还有没有必要"旧话重提"？一些朋友心里虽有想法，却还没有机会通盘思索，或把那些新发现的史料作一排比。我想类似的情况一定还有不少，否则，没准早就发现问题之所在了。

我学历史，是从经济史入手，那时候对土地制度、租佃制度......这些问题，听起来就感头痛，提不起兴趣（相信许多同仁都会和我一样），尽管它们都属于正规的经济史范畴。确实，那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关心，和排在日程的前边。

但是，制度，毕竟是历史中起着重大作用，早晚不能回避的要素。它又不是可以"浅尝辄止"，或只停留在"文字表面"理解的。例如，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中留下有大量的统计数字，如何对待这些数字资料，如人口、耕地、税收、粮价、亩产量，......以及地租额等等，就不是什么简单的问题。我初遇这些问题，也不免有许多疑惑，后来才发现，不能把它们想当然地当做一种（现代的）"统计资料"，拿过来就"现炒现卖"，作纯"理性"和"科学"的理解。对于这些史料，如果不深入它的内涵，便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换句话说，中国的数字史料本不是这样一种对象，我们研究中国史（或说"中国学"），这层意思恐怕就非破解不可。

但是如何才能了解一项制度的"内涵"，和制度安排的"用意"所在？我想，对不同的问题，方法可能也不尽一样。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更应重视的，是人们所采取的"对应行为"（包括所谓被动的和积极的，隐秘的和公开的），和它所起到的"反作用"，这样经过双方反复"互动"，才会"合成"相应的一项制度安排。但是农民的这类行为，却往往是不公开或半公开的，更多的则未能形诸文字，因此，就必须从实际生活（所谓"生活世界"）层面，而不仅从它的字面规定（或所谓"系统世界"）来加以理解。

过去也有一些记载，--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记载佃户之妇"乘阴雨出窃麦"的故事。并说∶"'遗秉''滞穗'，寡妇之利，其事远见于《周雅》。乡村麦熟时，妇孺数十为群，随刈者之后，收所残剩，谓之拾麦。农家习以为俗，亦不复回顾，犹古风也。人情渐薄，趋利若鹜，所残剩者不足给，遂颇有盗窃攘夺，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间，妇女露宿者遍野。"陶煦《租核》于诗《大田》后，续述陈奂所说："今山东农家于刈获时，必留田一角，令贫户取之以为利，犹古遗风欤！"季羡林在《牛棚杂忆》里回忆幼时曾随对门大姑大婶到外村田里拾麦子、豆子，就是说的山东。莫言在小说《神嫖》里写道∶"有一年打麦时有一个长工用毛驴往自家偷驮麦子，另一个长工来告状。季范先生骂道∶傻种，傻种，他用驴驮，你为什么不用车拉？那长工一赌气，果真套上车，拉回家一车麦子"，--所说的都是制度规定以下层面人类的活动和"对应行为"，--在我看来，这些恰才是特别重要的。

回到这问题上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近年从事的一项当代农村历史的研究，--在那里，我把农民的相应行为称为"反行为"，--使我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内情"，都有了新的比以前更深入的了解。也可以说，仍是基于某种"现代观察"的结果吧。也由此才想到，历史上的农民又是怎样的呢？──尽管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

进入本项研究的更为直接的一个缘因，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由近代粮食亩产量研究，联想到中国的数据史料问题，再由其中的计量方法，联系到地租率和农民的"抗租行为"，......可见学问和生活一样，要靠积累，大约也靠一些"机缘"，--此中的意味，怕只能道与"有缘"了。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很多友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有：杜润生、王宏钧、刘小京、张晓山、杨善华、秦晖、温铁军、党国英、李银河、张扩强......等等，在香港读书的方慧容向我推荐了早年"地政学派"的著作（否则我会有很大的遗漏），赴美国留学的梁平帮我绘制了书中的图表；在课堂教学中，与同学间也不乏有趣的问答（如关于农民、地主"孰居优势"的看法等）；本书初稿写于1996年，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2000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后，大约补充了四分之一的篇幅，没有大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本书的出版，还得力于秦晖向"乡村研究系列丛书"的力荐，黄宗智的慨允，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的襄助，在此一并表示我的感谢！

书中不妥之处，还望大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