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在人大的日子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吴佩林

经导师杨天宏教授的提议，也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的直接影响，自2006年上半年开始，我便以离我工作地步行不到十分钟的清代四川《南部档案》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主要史料来源。但档案内容庞杂，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无所不包，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文书无所不有，它与碑刻、契约一样，要准确解读，就我所积累的知识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而要在把握历史内在脉络的基础上，进行有价值的研究，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段时间里，我为此茫然而不知所措。

而在此时，经美国匹兹堡大学江渝的帮助，我得知黄宗智老师在人大将举办"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研讨班，于是以虔诚之心递交申请，终于得到了黄老师的恩准，如愿以偿。

随后，我放弃了工作单位的升职机会，负笈人大，开始了一段难忘的求学之旅。回首在人大的学习经历，感慨良多，收获良多，兹略举一二与大家分享。

首先是读书方法上的。黄老师要求，在写读书笔记时，要掌握其中心论点，用自己的话，最好是一句话表达出来。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总结的时候，关键不是摘抄书中词句，而是要认真体会，用自己的话加以复述。还记得第一次课堂上，我认真读书所写的读书笔记得到黄老师严厉批评的情形，它促使了我对如何撰写读书笔记的进一步思考。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这种读书方法化为自己的写作，也是一种写作方法，它要求学术著作应带有一个中心论点，有自己的中心命题，而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史实的重建过程。

其次是建立经验与理论的连接。黄老师多次说过，美国的学生注重理论，而国内的学生强调实证，两者互不通话的结果长期下去，可能会形成理论的空洞无物和实证的自说自话。2007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华南年会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大多数发言人的报告引不起在场人的共鸣。郑振满教授在总结时也提到"如何将这些'鸡零狗碎'的研究变成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分析起来，我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报告人都局限于地域社会的研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也就是没有一个讨论的平台所致。在班上，我总是成为黄老师作为只有经验的"反面教材"被不时批评着，事实上我也"乐在其中"。原因倒不是因为我坚守这种观点，而是我通过从黄老师精心选出的恰亚诺夫、舒尔茨、韦伯、吉尔茨、布迪厄等人的著述的学习与讨论中，渐渐认识到了理论对于解决和分析问题的强大力量。它是一种武器，我在渐渐地改变自己。学习期间，在与陈昉--另外一位注重理论的"反面教材"--的导师邓正来先生的交流中，我更进一步认识到，只注重经验，而没有理论的研究是缺乏深度和吸引力的。在其后的写作中，我试图将自己的习作作理论的提升，并投到《法学研究》，编辑部提出的意见也与黄老师的要求不谋而合。后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并经导师精心修改，习作得以发表。

最后，是黄老师，作为被每个学员所崇敬的大家，所营造出来的学术氛围和人际环境。我们这个研讨班共24人，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为一个共同的学习目的走到了一起。为着这个目的，精神的欢愉取代了我们平时对物质生活的奢望，每个人每周被认真的读书、撰写读书笔记充实着，读书课上大家踊跃发言，讨论课中不顾情面，相互批驳，再加上黄老师适时的讲解与点评，我们实在是享受着这难得的精神大餐。不同学科的交流，也使我认识到不同学科在解决同一问题的魅力。长时间的课堂内外的交流与互助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情谊，而这是通过参加短短几天的学术会所难以企及的。同学们对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在求学路上的心无杂念，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怀也常常使我感慨不已。还有那愉快的香山之行，觥筹交错的饺子聚会，北苑食堂的欢声笑语......一切的一切，恍如昨天，挥之不去。

如今，我已回到四川，忙着自己的毕业论文，也尽力将所学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去，以回报黄老师大老远地从美国来到人大为我们开课的这份恩情。我知道，要做到完全理解和有效利用黄老师的成果，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终生的努力，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难忘在人大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