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班个人学习总结

魏寅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05级本科生。

从被黄老师选入研修班到现在，恰好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了。这忙碌而又充实的一年所给予我的，不仅是智识上的增进和方法上的打磨，更主要的是如同点醒梦中人一样为我指明了未来可能的方向，敦促我在学术道路上尝试着迈出了心所向之的第一步。下文我将主要回顾自己在研修班学习中的心得，并辅以具体的阅读和写作体验，来重新认识并进一步总结我个人的收获，期冀能以拙文与各位师友切磋交流。

黄老师为研修班设计的教学/讨论流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对阅读习惯和方法的培养，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主要通过经典著作的阅读来训练对理论的掌握。后一部分是对具体问题和论文写作的分析，针对于我们各自提交的论文，从中层概念的创造和经验材料的支撑两方面的结合来检验学术论文的含金量。这两个阶段实际上是融会贯通而不可分割的。在阅读阶段所培养的对理论概念的敏感性和对经验材料的真实感，恰恰是作为自己的研究的底色和背景而呈现；而在写作阶段的成果，在黄老师的设计和我们的尝试中，也是以扎实的经验材料为基础，洞悉既有的理论框架的局限，推进分析性概念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力为目标。这样看来，两个阶段的学习实际上是互为本末、一体两用的安排，从中正可以体会到黄老师让我们从学习到创造平稳过渡的良苦用心。

首先，我想从读书方法的训练来谈起，这里牵涉到两个主要问题：要不要用理论，如何掌握理论。当今国内的中国史学界的潮流是以向社会科学靠拢为特征的，这在杨念群等人所编辑的新史学辑刊中得到了特别明显的体现，而这一转向实际上并不新鲜，在美国中国学界早已成为成熟的范式。相对于传统中国史学一味地偏重于经验材料的叠加，当今的史学发展更着力于通过建立理论和创造概念来阐释经验材料，从中获取更有分析力的合理解释。社会科学理论的舶来使用，是多学科交叉下史学发展自身要求和外界影响的必然趋势。处于这一转向中的我们，往往会困惑于如何选择相应于经验材料的恰当理论来使用，从而造成两个结果：要么是错用理论误入歧途，要么是避用理论闭门造车。之所以会出现这两个让人担忧的问题，其原因其实是相同的，即对于理论的不甚了了的态度和不甚准确的把握所造成的。我所处的环境，相信也和其他类似的同龄人所面临的困境一样，难以提供充足的条件来进行理论阅读的训练，如此则不免要有每况愈下之叹了。

幸运的是，我能在此时得到黄老师的指点，培养起对理论的一种正视的态度和把握的方法。在阅读阶段，黄老师所提供的精读书目主要是他自己的四本在经济史和法律史方面影响甚巨的著作，以及当今社会科学界主要理论体系的一些经典性著作。这一精心设计的流程是先以《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作为入门。黄老师曾讲到这样做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的著作较其他历史学专著更多地使用理论，可以看作是向纯理论的一种过渡；其二是他作为作者，可以检验我们的读书笔记是否精确地掌握了原著精髓。通过两个阶段的学习，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讲，我认为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通过黄老师著作中典范性的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做法，自一开始就让我们树立起理论、经验不可偏废其一的认识，从而对理论的使用保有谨慎和从容的态度，为之后纯理论的学习打下一针"疫苗"，以使我们既不为理论之偏颇建构所局限，又不为理论之普适野心所驱使。

具体说到黄老师的读书方法，重在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位于最顶端的是全书索要突出的核心概念，其下是几个作为支撑的次要论点/概念，而作为基座存在的则是翔实可靠的经验材料的分析。习惯了阅读材料汇编式的作品后，再来进行这样的阅读，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在我看来，其难点并不在于理解核心概念是什么（因为规范的著作多会在导论和结语部分对核心概念反复澄清说明），也不在于怎么样去评价经验材料，而在于从既有的经验材料中如何推导出核心概念，或者反过来说，核心概念是如何有效地解释经验材料的这一套逻辑。以《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为例，核心概念是小农经济的内卷化生产，次级论点则包括：人口压力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所导致的小农的阶级分化和生产关系的商品化，不同的农场经营组织形式的生产力、规模比重的比较，小农经济中家庭农场倚仗农业生产和佣工/手工业这"两根拐杖"维持其内卷化生产的牢固性，以及村庄结构在农业商品化、小农阶级分化、国家政权深入的影响下的变迁。作为基石的经验材料则来源于丰富的满铁调查材料的广泛使用和直隶、山东的刑科档案的补充证实。必须强调的是，正是满铁材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在黄老师的极具说服力的分析下，支撑起全书的诸个次级论点，并为核心概念小农经济的"内卷化"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说明。

在阅读中掌握理论，还需要重视的一点是怎样去认识、掌握理论。如果说黄老师的著作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之后介入到纯理论的阅读中的时候，我们还是面对着种种的诱惑与阻隔。每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都有一套自洽的逻辑能够自圆其说，同时又都有超越一切时空的解释的普适性野心暗含其中。不论是对于初入其门的新手还是浸淫日久的老将，"万能的"、"普适的"这种自诩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管是"左"的马克思，"右"的亚当斯密，还是"中"的韦伯，都少不了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理论倾向。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仍然以《华北》为例，舒尔茨、马克思、恰亚诺夫的三种理论在面对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时，都有其各自的解释力缺陷，如果削足适履地生搬硬套其中一种理论，非但不能解释清楚真实的历史情境，反而会陷入到理论建构的悖论中去。黄老师采取的方式是站在几种理论的交锋点的高度上去超越各理论的局限--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各家各派的针锋相对中清楚地认识到各理论中具有分析力的成分/贡献，但不会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该理论的一整套（价值/事实）预设，而是自己在实际的经验材料的支持下做出相应的判断，继而选取合用的理论来进行改造使用。"内卷化"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提出，以满铁调查作为基础，批判地使用了吉尔茨观察东南亚水稻生产得来的概念，并结合恰亚诺夫对小农家庭的生产机制的分析，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对中国小农经济解释的乏力点上做出了突破。

相对的，我也来提出自己阅读并掌握理论过程中的一点经验和教训。在阅读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萨义德对传统的西方中心观演绎下的东方主义的批判，他强调在西方中心观眼中的东方世界完全是西方依靠话语霸权以自身的投影为依托建构出来的"他者"，是各种权力宰制下的反经验的存在。同时，吉尔兹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描述也让我倾心不已，他承认文化的相对性和异质性，强调人类学要以他者的方式认识他者、以地方性的视角了解地方。于是，我便"理所当然"地把萨义德和吉尔兹视作是后殖民主义的开路先锋，以为这是反思认识论西方中心观的毋庸置疑的唯一出路，便将他们的著作奉为圭臬。然而，我终究是仅仅认识到了他们在认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却失落了对其理论缺陷的警醒和反省。黄老师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提醒我注意到后现代主义研究中对于话语建构的过分强调，正凸现出其对现实和实践领域的研究的苍白无力。这一点以萨义德的精心的文本解读和粗糙的现实分析，还有吉尔茨对于法律的表达的强调和事实的忽略为最突出的表现。这让我意识到，不论是多么时髦的理论，曾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贡献，也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和它所适应的具体时空环境，假如脱离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那么它的真实性和分析力都要大打折扣了。

下面，让我们进入到论文讨论阶段的总结。如果说上一部分阅读阶段的重心是如何从原著中掌握理论，那么这一部分所要强调的就是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理论。在这一点上，黄老师的原则是万变不离其宗，仍然要连接起经验来运用理论。以上述我对萨义德和吉尔茨的分析为例，我的理解是到他们对旧有西方中心论的认识论的批判和突破为止。而黄老师则进一步指出，还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单西方对于中国的表达与中国的实践是有差异的，甚至于中国对自身的表达与实践也是大异其趣的--表达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表达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又一回事才是清代法律的真实特征。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对清代数个县档案的数百个案例的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惟有扎实的经验研究才有可能推进行之有效的概念分析。

所以也不难想见，当我提交上第一篇小论文的时候，黄老师和大家对我的批评为什么会十分激烈了。那篇文章就是通过全篇的话语分析方法，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我自己建构的反东方主义两个概念讨论不同文本中的热振喇嘛的不同形象。正像黄老师一针见血所指出的，这篇文章缺少了一个真实的层面，只有表达而没有真实，到了最后就单纯是为了话语分析而话语分析，沉淀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不复存在，在它背后的不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理性，而仅仅是大中华主义情绪。由此引伸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理论和权力交织之后，便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种种意识形态。中国学生或许很容易就会联想起过去五十年中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教条的框架，却也同样容易无视当今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形式主义法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各自领域内的意识形态和理论霸权。因而，即便是要使用理论，首当其冲的也是要做到理论的"去意识形态化"，否则便会如我在分析热振喇嘛时无意间所陷入的陷阱一样，刚出龙潭又入虎穴，从东方主义的极端走到另一个大中华主义的极端中去。

那么，如何来把理论去意识形态化呢？在我的理解中，黄老师所给予我们的建议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做法。第一种做法上文约略提及，也就是在不同理论的交锋点寻找突破点。这同时也是黄老师治学的核心要领，除了《华北》、《长江》两书中对"规范认识危机"浓墨重彩的凸现外，《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以韦伯的形式理性和实体理性的分歧为入手，《集权的简约治理》以官僚科层制和世袭主义的结合为对象，当然还有对哈贝马斯的国家/市民社会的对立进行反思的"第三领域"的概念也要包括在这一方法的运用范畴内。最近的一例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一文中，黄老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国中产阶级理论这两个经典的理论进行了深入剖析，结合中国的现实社会结构状况指出，中国当今的"中间阶层"从收入上来讲仍然是以旧的小资产阶级为主（这一点不同于美国的"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理论），从阶级分化上讲又没有完全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点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对小资产阶级分化的预言），现实的状况是小资产阶级占较大比重既部分符合又部分悖离两大理论传统的预期，属于中国历史带来的特殊境遇。各派理论直接对立的交锋点，往往是其最具争议、也最不可能神话为普适真理的所在，以此作为突破口才可能去认识到并超越单独某一派理论一家独大的霸权倾向。

第二种做法前面也曾点到过，就是将理论历史化。这和前一种站在诸般理论交锋点超越理论霸权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但是这要求我们对该派理论的来龙去脉有着更为细致的把握，将理论重新置于其产生并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去观察。提到这里，就要论及汪晖先生和他四卷本的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了。汪晖先生此书中最开始也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将一些源于西方经验的、原本是不言自明的理论框架、范畴，比如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并不简单地当作理论预设来接受，而是将之问题化，放回到它自己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与之相对，源于儒家思想的概念、范畴，比如天理、时势，也不是简单地当作西方概念的分析对象，而是将之从西方的他者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同样是置之于它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更进一步的是，将这两种范畴互为比较、陪衬，从而以一种汪晖自己所谓的"内在视野"呈现出普遍性概念的特殊性意涵和特殊性概念中的普遍性存在。黄老师在书评中对汪晖的这种方法有着很高的评价，但他也指出，之所以汪晖能够做到这一点而没有像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沦为为了话语分析而话语分析，是因为汪晖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真实感。对此，我的理解是，历史感和内在视野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互为依托的，正是由于有历史感的支撑，才能够想到从内在视野的角度去观察中、西方两组概念的形成（例如，公理观对天理观的替代所建立的历史基础是清末"科学"概念对中国知识界的冲击）；也正是由于内在视野方法的考虑，才能够体现出历史感在理论研究中的正本清源的威力（例如，由时势的概念所引发的对京都学派基于现代化理论建构的唐宋转型说的反思）。

在我自己提交的另一篇论文中，也曾尝试过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融合。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以西藏为个案，从晚清、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三个历史的横截面来观察现代中国认同的嬗变，以求在历史的纵深纬度上把握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受到黄老师的启发，我以列文森的文化主义、安德森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模糊交界为入手，追问由文化主义传统向民族主义浪潮的转向是否能够解释多民族的中国认同的形成，特别是就极大程度上保留了自身文化和族群的边疆地区而言，这种假设是否可行？而受到汪晖先生的启发，我将问题进一步指向前现代的清帝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如同欧洲经验中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分法一样地泾渭分明？我得出的结论是以属地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中国认同的形成，容纳了民族主义的建构性和文化主义的包容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清帝国实际上并非是前现代的，依靠文化主义进行统治的西方意义中的"帝国"，它的确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表征。然而，正如黄老师所再一次点评的那样，我的质疑并不够彻底，我检视了清帝国所具有的民族国家特征，却将当代中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国家，对于它是如何继承了清帝国的遗产和性质却没有得到更深入的分析。就此来说，我对现代中国认同的剖析仍然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只是将前始的帝国部分问题化，而对后续的部分缺少再反思。再一次回到本文的主题，这还是一个如何运用理论/概念的问题。我借用并改造的属地主义的概念，实则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属性，用它来观察前现代的帝国是可以凸现帝国的非帝国特征，但是用它来检验现代的民族国家则难以觉察出其隐约的迥异之处。我想，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可以来说明使用概念时对概念的问题化/历史化的重要性。

在本文的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的真实远非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可以遮蔽的，我们的使命就是去冲破重重非学术的阻力，揭开各种建构与虚无的面纱，宣示耿耿星河间闪烁的真相。感谢黄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受到您的辛勤栽培、谆谆教诲，也能和同学们在砥砺讨论中促进彼此的交流理解！